转：《论越窑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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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窑，是中国唐代五大名窑之冠。对于越窑的名称，它所包容的内涵，长期以来有许多古陶瓷研究者，各持见解，发表了不少的文章。本文试图对越窑的概念、早期越窑与越窑作一研究综合，供学者及爱好者参考。
     １、越窑概念问题
     越窑，有认为“越窑是对古越地青瓷窑场的统称”［１］，有学者，将越窑生产的时代推到晋代［２］，也有认为始于东汉［３］，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越窑”指的是越州地方自唐代生产的瓷器［４］。
    对于一个窑的命名，不能忽视客观历史的存在。首先见到越窑名称，是在唐代陆羽《茶经》中。因为唐代在全国行政区域划分上，出现了越州、鼎州、婺州等州级政权机构的名称，因此，唐代在该地区生产作坊的窑场，也被称作某窑，或某州窑。当时越州地方出现的瓷窑，史诗上就称为“越窑”又名“越州窑”。生产的瓷器称“越器”。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为歌咏越窑青瓷的名作：“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这就是一例。从浙东地域考古发掘与考古调查资料表明，浙东地区，尤其是宁波、绍兴地域生产瓷器的历史悠久，可以上朔到春秋战国原始瓷阶段，东汉晚期成熟瓷器在宁波、绍兴地区烧制成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可以说宁绍地区是中国烧造成熟瓷器的发祥地。东汉到隋，这一阶段生产瓷器，不论从原料、工艺、施釉到装饰艺术与唐代的越窑制品，原料、施釉等，它们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但是在造型、制作工艺、装饰艺术主题和制品的销售等都有很大区别，因此把从东汉到北宋晚期的制品称为“越窑”，对于这一地区，瓷业生产发展的阶段性和科学性，不能历史的体现。因此，应按照考古学方法，应当对一个区域生产的瓷器作一个科学的定位，从我们发掘的许多文明时代遗址中，如宁波西门口、西河街，汉到唐遗址中，早期地层是汉代居民点，出土了汉代成熟青瓷与酱褐色釉瓷器，到了唐代地层堆积中，大批的上林湖唐代的越窑制品，再上则为宋代龙泉窑等青瓷。我们在研究中，从陶瓷角度来划分文化层，总不能将东汉到唐时划为一个越窑层，那就不科学了，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所以笔者认为唐代的可称为越窑制品层，东汉制品可称为早期越窑层。像灵山遗址，早期包括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制品，我们称它为先越窑层，东汉时制品为早期越窑层，唐宋时期制品为越窑层。这样划分比较科学，也符合宁绍地区发现的大批原始瓷窑群，成为中国原始瓷制瓷发祥地；到东汉，宁绍地区发现了烧制成熟瓷器的窑址几十处，成为中国成熟瓷的发源地。吴、两晋，发现了大批早期浙东青瓷窑址；到了唐宋时期制瓷业发展极快，在全国处领先地位，越窑成为中国制瓷业中心地。从原始瓷到成熟瓷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唐代，越窑成为全国名窑之首，所以从考古学角度，可以理解为先越窑（原始瓷）→早期越窑（东汉晚期到隋）→越窑。这就是浙东宁绍地域瓷业发展的历史与脉络。
     窑越，那些作坊所生产的制品是可称越窑呢？也就是说，解决了越窑发生、发展、鼎盛到衰落的历史过程这个大前提后，具体的说，在今宁绍地区、浙东地域或在浙江辖区内，那些窑属于越窑？那些窑有的产品像越窑，那些窑是向越窑效仿的，这就要有一个科学的划分标准。有的提出，
    整个浙江省（欧窑、婺窑、龙泉窑）还包括邻省部分地方烧制的所有青瓷窑址，都归属于越窑青瓷系；也有的把江苏宜兴青瓷窑等也归到越窑。我认为搞古陶瓷研究，离不开对古窑遗址的发掘，调查，其内涵当包括窑的作坊、窑炉、原料、制品等等。最终的成果是产品，这就成为我们陶瓷考古的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按照考古的类型学（标型学）是研究划分是否越窑的制品，这是很重要的标准。
    越窑，从制品类型学看有三种不同的情况。即“越窑制品”、“越窑系制品”和“越窑风格的制品”。
   第一，“越窑制品”。从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唐代其中心产地在宁波市慈溪上林湖，包括古银锭湖、白洋湖、杜湖以及上岙湖。仅唐、五代、北宋的制品作坊近２００处［５］。其制瓷工艺、造型与装饰技艺具有最高水平，是越窑生产的中心地。由于它们生产的制品高雅精致，因而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与欢迎，尤其是受到朝廷之重视，率先在唐代设“贡窑”烧制“秘色瓷”，供奉朝廷，长达三百年左右。属越州、明州（从唐开元二十六年起，将越州之贸县置明州）的东钱湖窑场［６］、上虞曹娥江两岸窑场以及周围的制瓷作坊，不论有无制瓷历史传统，生产的制品模仿上林湖产品。如东钱湖五代北宋制品与上林湖相同。上虞的制品略次于东钱湖产品［７］，但它们生产的青瓷品种，除原料的化学成分略有差异外，器物的造型、装饰的纹样均不脱离上林湖制品的基本特征，这些作坊实际上可视为上林湖卫星窑，也是上林湖空间的延伸。又如唐代的镇海小洞岙窑［８］，绍兴的上灶官山窑，上虞的窑寺前窑及宁波市所属宁海岔路青瓷窑等。都可视为越窑作坊不同时代的代表。
   　第二，“越窑系制品”。以上林湖古瓷都制瓷业为中心，它们生产的越窑青瓷，在唐代时，最高统治者把它们作为供奉神灵的宝物，为了适应朝野的需要，浙江不少具有传统的制瓷作坊，在生产本地的产品的同时，积极地效仿上林湖的制品。然而，这些地区的作坊，由于制品繁多，包括了各种传统的产品，因此，他们生产的制品面貌特征比较复杂，与上林湖中心窑场的四周作坊制品的单纯面貌不同。所以这些浙江地区或浙江邻近地区的制瓷作坊，应属于独立的瓷业，并非上林湖的卫星窑。具有此类性质的作坊，例如金华地区某些唐窑生产的敞口玉璧底碗，喇叭形口、多角形嘴、扁带状把为特征的执壶与上林湖青瓷制品类似。又如温州地区有的窑,在唐代生产的刻花盘、荷花碗等也与上林湖越窑的刻花碗、荷花盘一致，连纹样也相同。凡是这些作坊生产的与上林湖越窑相似制品的，我们可以称它们为“越窑系制品”。
    关于窑系的问题。浙江全省，据文物大普查时有１６７０余处瓷窑址，后来各地又发现不少，近２０００处［９］。从瓷窑体系或称瓷器谱系，证明它们分布是在一定地域范围，拥有共同的工艺特征和文化内涵的若干作坊群的互相联结。事实表明，属于同一窑系的遗存，也并不绝对地集中分布于共同的遗存区域之内。从越窑系青瓷分布情况看，明显的一点不是以地理空间或行政区划的隶属关系，而是以制品的类型为标准，来确定它们是否属于越窑系制品。如台州地区的黄岩沙埠窑制品，不论从器物品种、造型、纹样、胎质和釉色以及窑炉结构、装烧工具，与越窑相似，有的如同一辙，属于越窑系制品。
    又如唐婺州青瓷制品中，壶类胎质粗，外施化妆土，再施青釉，造型、尺寸与上林湖一样，有些碗、盘等虽仿越窑，但当上林湖制品在晚唐时达到了颠峰时期，婺州窑且已走下坡路，产品质量极其粗陋。说明该地作坊虽仿烧越窑制品，但是其发展过程与上林湖仍然不同。从制品特色、内涵看，也可以分割的，虽有仿制上林湖制品，但大多数作坊产品仍属固有的传统制品，其特有的蟠龙罂制品和施乳浊釉制品，也是其他作坊所没有的品种和釉色。因此，唐代文献上称它为婺州窑，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从总体上看，这一地域瓷业也属于婺州窑体系。因此，过去把这一带或江苏等地瓷窑，统统称为越窑系青瓷是不妥的。
   第三，“越窑风格的制品”。越窑在当时凌驾于其他青瓷窑之上，无疑成为其他窑场造型、制作工艺、装饰纹样等作为模仿引进的对象。当时大江南北各地纷纷争相仿制，生产与上林湖越窑器类似的制品，制品的质量也比越窑与越窑系青瓷逊色，制品的特征与工艺、纹饰表现，受上林湖越窑产品影响，则是不容置疑的［１０］。例如侈口（敞口）、弧腹（斜腹）的玉璧底碗，在江苏、福建、广东各地都效仿生产，其挖底采用了上林湖制品的方法。又如喇叭口、短颈、瓜棱腹，扁带状把为特征的执壶（注子）在福建、广东等地生产效仿亦与上林湖执壶相似。又如著名的耀州窑［１１］仿制越窑制品不论是造型、装饰工艺、纹饰，在陶瓷考古起步的阶段中，不少器物，很多人把它当作“越窑”制品，这说明，耀州窑学习仿制越窑是相当成功。我们认为这一类制品应为“越窑风格的制品”。上述所分的“越窑制品”、“越窑系制品”和“越窑风格制品”，是按照古陶瓷制品类型中的造型、胎体、釉层、釉色、装饰技法（纹样题材）、装烧工艺等，科学层面为特征的复合体来加以区分。也就是说制品类型，实际上以一群具有明显，经常伴出的类型制品，作为区分考古学文化标志的“陶器组合”概念是相同的［１２］。
   瓷器作为艺术与技术结合的一种产品，其产品的形式受制于多方面的影响，这包括与生产地区的制瓷传统历史、制瓷原料、釉料、燃料、邻近制瓷产品种类、流行工艺与一个时代风格等。透过这些因素的相互交流、刺激、竞争、反映在瓷器制品上就具有各自不同的上面所叙三种情况与特征。
   早期越窑制品类型的划分，其原则与方法，也只能科学地运用制品类型学，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２、早期越窑问题
   早期越窑，从时代的界限，从东汉晚期的成熟瓷器烧制成功算起，历吴、两晋、南朝至隋，前后经历近四个多世纪。在这四个多世纪中，不论造型、釉色、纹样等制作工艺，都有一脉相承的继承传统，论地域，由于这些作坊都在宁绍地域，所采用的原料也是在作坊的四周，加上在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决定了封建手工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一种新的品种出现，一种技术经验的积累，都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尤其是传统手工业制瓷工艺的积累与传播，更为缓慢，有时候还要失传，经验积累还得从头开始。早期越窑手工业的发展，在祖先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代传一代，使早期越窑从东汉晚期烧制成功，然后获得发展，成为我国制瓷业的发祥地，而载入史册。
  　发达的早期越窑。早期越窑青瓷成熟于东汉晚期，其中经历了成熟、发展、繁荣、停滞到低落的几个历史时期。先后经历了四个世纪的不同历程，同时对同时代或后来的各大瓷窑系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期越窑的发展，为唐代越窑的大发展，奠定了科学技术层面上基础。通过对早期越窑的研究，从中可以了解浙东早期越窑制瓷手工业，在全国瓷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它发展中曲折的历史原因。
    目前早期越窑制品，在全国各地出土的器物有一定的数量。这不仅使我们知道浙东早期越窑生产的制品已远销大江南北各地。当时是通过浙东运河，贯通长江等各大水系而运销到各地都城及商埠的。而且从大量出土物证明，早期越窑作坊，生产的制品品种，并通过制品类型学的排比研究，使我们了解早期越窑青瓷的创始期→发展期→繁荣期→停滞期→低落期的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
   （一）早期越窑的分期［１３］：
    １、创始期——东汉晚期
   早期越窑，从出土纪年墓的器物，使我们知道在公元２世纪开始趋向成熟，到了２世纪晚期，不但烧制日用生活器物，而且开始烧制冥器。其中永初三年和熹平四年器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上虞篙坝东汉永初三年（１０９）墓出土的早期越窑制品向成熟青瓷过渡的典型。流行实用器有壶、簋、钟、钵、罐、垒、耳杯、香熏、五联罐以及冥器灶、井等。宁波奉化市白杜东汉熹平四年（１７５）墓出土的是成熟青瓷的代表，有五联罐、耳杯、香熏等实用器和灶、井等冥器。
    特点：（１）釉色匀称、色泽青、玻化程度良好。（２）在壶、碗、洗等肩、腹口沿刻划弦纹与水波纹，有的在器底刻飞鸟。泥条迭筑成形的器物，均采用拍印各种几何印纹，在盆、罐（井）上堆贴模印铺首、乳钉等。所出现的五联罐上堆塑粘贴手法，证明在东汉晚期已初见端倪。（３）制品的造型，大多直接或间接仿造青铜器与漆器制品的造型，在初创期中已达到了器物造型丰富、品种多样。例如钟、壶、洗造型完全与铜、漆器一样；常见的纹样也是汉代手工业品种常见的纹样，直接移用到瓷器制品上。
   ２、发展期——东吴时期
    东吴时期早期越窑制品，仅从纪年的正始、赤乌、五凤、太平、永安、甘露、宝鼎、建衡、凤凰、天册、天玺、天纪等年号墓２０余座材料表明，上述年号基本上包括了东吴时期的各个朝代、出土物反映了东吴时期，早期越窑发展期的面貌。
    主要的器物，生活用具有罐、壶、碗、耳杯、勺、钵、罂、尊等；日常用具有虎子、香熏、唾盂、三足奁等；文房用具有熊形灯、蛙形水盂、三足砚等；冥器有猪圈、鸡笼、栏圈、灶、井、火盆、提篮、堆塑罐等。
    特点：（１）据典型纪年墓统计，器物种类从东汉晚期十余种增加到三十余种。（２）开始出现模拟地主庄园经济内容的猪圈、鸡笼等。（３）器物造型复杂多样，并常以动物形象作为器物整体造型，形象生动。（４）装饰纹样除了沿用弦纹、水波纹外，在吴中晚期，在腹部出现方格纹，末期在网纹上戳印联珠纹、成组斜格纹等带纹的组合，有的器物配以铺首衔环、龙、虎和佛像等。特别是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２７０）墓出土的早期越窑青瓷罐上褐釉彩绘装饰，把褐釉彩绘装饰的出现时间，提前到了东吴时期。
   三国时期，我国正处于社会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人民四处迁徙，各民族大融合趋势的时代，南北生产技艺交融，道教在建业、会稽一带盛行，外来佛教从水道传入浙东，所以佛象的出现，也就反映在制瓷业的装饰上。这一时期，南京郭家山吴永安二年、四年，浙江嵊县太平二年，永安六年等墓出土的早期越窑制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３、繁荣期——西晋时期
   西晋时期浙东早期越窑的制瓷作坊的数量，比东吴时期又增加近一倍，可见浙东地区瓷业发展非常迅速。而西晋的古墓中出土的早期越窑制品数量多，品种最为丰富。这一时期常见的器物，生活用具有壶、碗、罐、蝶、盘、盆、钵、耳杯、扁壶、簋、盂、罂等；文房用具有蛙形水盂、兔形水注、砚台等；日常用具有香熏、盂、洗、狮形烛台、虎子、唾盂、神兽尊等；冥器有火盆、灶、吊桶、扫帚、畚斗、筛、磨以及反映地主庄园经济内容的羊栏、猪圈、牛厩、鸡笼、堆塑罐、镇墓兽、男女瓷佣等。
    这期器物的特点：（１）反映地主庄园经济内容的冥器增多。（２）专用冥器从原来较单一的堆塑罐增至镇墓兽、力士俑、男女俑等。（３）动物形象作为器物整体造型占主流，题材范围更广泛。出现了如兔形水盂、神兽尊等新器型。（４）盛行各式模印。
    装饰技法的特点：（１）带状纹样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一种装饰，也有禽兽纹、斜线篦点纹、忍冬纹、重线棱形纹等。禽兽纹带由龙、凤、虎等飞禽走兽交替组成，也有用龙纹衔接组成一圈兽带纹，多数以上述画纹为主题，其上贴模印佛像、铺首等。（２）罐、壶系装饰丰富，以点线几何图案组成杉叶、蕉叶和羽毛纹。肩部喜用鸡首、羊首、虎首、牛首、鹰首等禽兽类头来装饰，堆塑罐上运用堆塑、贴手法，使器物显得静中有动，生机勃勃。（３）镂空由原来较单一，开始趋向复杂，出现了三角形、树叶形、凸字形等。
   西晋时期，可以说是浙东早期越窑青瓷，烧造进入到鼎盛时期，当时地主庄园经济空前繁荣，人物堆塑罐上堆塑的生动场面，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自然流露。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习俗。宁波慈溪太康元年、江苏句容元康四年、江苏吴县元康五年、宁波奉化元康九年、浙江绍兴永嘉七年纪年墓有一定的代表性。
    ４、停滞期——东晋时期
    东晋时期从窑址数量上看约减一半，从纪年墓资料看，东晋纪年墓发掘的比西晋时多，但是早期越窑器出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比西晋时期减少，可见此时浙东青瓷生产开始出现停滞趋势。
    这一期常见的器物，生活用具有碗、碟、钵、罐、盘、壶、盆、大耳杯、鸡首壶等；日常用品有唾盂、洗、虎子、尊、灯、香熏等；文房用器有砚台、水盂等，绝大多数沿用了西晋时的器物。
    这一时期器物的特点：（１）制品主要是生活器皿和日常用器两类。各种冥器和具有独特风格的人物堆塑罐消失。（２）壶、罐等制品的造型趋于规范化，动物形象少见。（３）盏、盘出现，鸡头壶流行，格盘为圆形所取代。
   这一期装饰艺术，咸康朝（３３５）以前，大多制品直接延续西晋时期的方格、花蕊、联珠、菱形等。咸康朝以后的近半个多世纪，上述纹样基本上不见，弦纹与点彩成为流行装饰而被广泛应用，动物堆塑工艺趋向呆板、衰退。这一期中的宁波奉化大兴四年、南京人台山永和四年、永和十年、太和四年以及宁波慈溪窑头山太元十六年等纪年墓出土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５、低落期——南朝时期
   从现有窑址，纪年墓资料表明，南朝时浙东早期越窑的制瓷业已走下坡路，不但窑址数量大为减少，而且制品的种类也为最缺的时期。
   在这低落时期，主要的器物，如碗、钵、盏托、壶（天鸡）、尊等。
    这一期主要特点：（１）器物种类减少，类别集中于生活器皿。（２）器形规范，形式固定，风格趋于修长削瘦。
    这一期装饰艺术特点：泰豫２年以前，器物以素面为多，弦纹仍为主，波浪纹偶见。齐永明元年以后，器物上多刻莲花瓣纹，有的还有莲实纹。泰豫二年以前总的装饰纹样简洁，基本沿用前代之图案无创新内容。齐永明二年以后，装饰上出现新局面，题材上广泛用佛教文化的莲花纹。这种现象出现，当与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南朝统治阶级，特别崇拜佛教，不但用大量的金钱修造佛寺，而且还规定佛寺和僧徒都享有政治及经济特权，这都为佛教文化的发展，包括美术、工艺方面的发展创造了社会历史条件，播及制瓷行业的，即是莲瓣纹的广泛盛行。
    由于种种社会原因，致使浙东早期越窑制瓷业，由停滞，走向低落萧条的局面。瓷器质量下降，胎釉结合不佳，剥釉严重，直至隋代尚未恢复。
   （二）早期越窑遗存
    １、汉代瓷窑遗存
    宁波地域笔者对１０多座典型的汉窑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１４］，经过科学的整理，可以分为鸡步山、谷童岙和玉缸山三个类型。
    鸡步山类型窑址［１５］。特点：（１）原始瓷与成熟瓷器合烧为多。（２）胎质皆灰，釉色以青釉为多，也有酱褐色釉器物。（３）以弦纹为主外，以拍印的几何印纹为多［１６］，模印次之，泥条堆塑出现。（４）生产制品以罐、壶、垒为大宗，还有盘、洗、盆等。
    这一类型窑址的器物中，黑釉敛口双系罐，与上虞汉窑、鄞县横溪棋盘山东汉墓中出土罐一致。这些黑釉瓷与安徽亳县的“建宁三年”（１７０）等纪年墓出土黑釉瓷十分接近；壶的造型也与江苏丹阳东汉墓中和“永元十三年”铭铜带钩共存的钟差不多。从总体上看，品种、釉色、纹饰与郭塘岙东汉窑相同。所以，与鸡步山制品一致或接近的这一类原始瓷与瓷器合烧的窑，其烧造年代，约为东汉晚期偏早。
   谷童岙类型窑址［１７］。此类型窑址特征：（１）制作器物有拉坯和泥条迭筑两种式形成型。拉坯成型器原料全部经过淘洗、质细腻、坚硬、呈灰白色、气孔很少。釉层较薄均匀，釉面较光润。迭筑成型的器物，虽然也施青釉，酱褐色釉，但釉面、釉层显得差，胎质中杂质不少，气孔多，质地疏松。（２）在制作工艺上有所分工，而且上等料烧碗、盆、洗、壶等，下等料烧缸、罐一类较大的盛贮器。这一类窑达到了真正瓷器的水平。
   谷童岙类型窑址烧制的制品，如碗、壶、洗、钵、盆、罐等，造型、胎质、釉色都超过鸡步山类型的制品。在这类型的作坊中见不到原始瓷。其中罐类同鄞县东汉墓中出土的麻布纹罐相似。这类器物也与朱书“初平元年”（１９０）陶罐同墓出土［１８］，所以，与谷童岙接近的瓷窑作坊，烧制年代为东汉晚期的中间阶段。
    玉缸山类型窑址［１９］。特点：（１）主要有碗、盏、壶、洗和大型的缸等，出现了水盂、砚台等新品种。（２）这类作坊生产的制品胎骨、釉色、釉层烧结程度都大为改善，它的制品与现代瓷器标准一致。（３）这类型窑址烧制的器物质量和上虞联江乡红光帐子山，两座东汉龙窑中出土的青瓷器物、窑具完全一致［２０］，也与宁波、鄞县东汉晚期墓中出土的碗、盏相同。因此与该窑址产品相似的，其年代当晚于谷童岙类型窑址，即为东汉晚期偏晚阶段。
                 　　上虞汉窑遗存３７处，也有说４０处。分别分布于上虞市的大顶山、龙松岭、凤山、大湖岙和四峰山等地，形成了五个大的瓷窑群。
                 　　大顶山窑区。是以烧陶器为主，兼烧原始瓷［２１］。
                 　　龙松岭窑区，原始瓷的制品与产品显然增长。罐、壶、钟一类制品质量进一步提高［２２］。
                 　　凤山窑区，的部分印纹陶制品，已开始采用瓷土制作，原始瓷制品制作占的比例有明显增长，而且器物品种大增［２３］。
                 　　大湖岙窑群，生产的印纹垒和瓿，胎体全改为瓷土，制品已进行施釉［２４］。
                 　　四峰山窑群中，大多数窑则以专烧青瓷，成为名副其实的瓷窑。从此陶瓷分家，瓷器生产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手工业部门［２５］。
                 　　上述窑场，早期，以拗花山、光相寺、华光陶岙等作坊为代表属于原始瓷与印纹硬陶合烧的窑。中期，以皂湖乡、联江乡、上浦乡窑址均烧青釉。滨笕乡、上浦的部分窑烧制酱褐色釉制品。上述窑以生产原始瓷为主。晚期，代表性的窑址有上浦的小仙坛、龙池庙后山；联江的帐子山、畚箕山、窑山等。窑址的特点：（１）生产青瓷有壶、碗、钟、泡菜罐、耳杯、盘、虎子、洗碗、碟和五联罐。在帐子山窑还烧黑釉瓷。（２）遗留下的大量标本，反映了从选料、坯泥淘洗、器物成型，大大超过了中期的器物。因此产品大多烧结，胎釉结合牢固，玻化程度高。釉色以青为主，也有青、青灰、青黄。黑釉器胎质略粗。（３）小仙坛等汉窑生产制品、原料，经过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分别测试，并从上虞小仙坛附近瓷土（石）取样，化学分析表明与小仙坛制品的化学分析接近，说明当时这些作坊原料是就地取材［２６］。制品６个选样，以小仙坛窑青瓷标本测试结果为例，其烧成温度达到１３１０±２０℃，显气孔率为０.６２％，吸水率为０.２８％；三氧化二铁、二氧化钛的含量，分别为１.６４％.和０.９７％；抗弯强度六个试样的平均值，达７１０公斤／平方厘米，０.８毫米厚的瓷胎已可微透光。上述科学的测试数据已达到，有的甚至超过现代日用瓷器的标准，所以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成为举世公认的瓷器发源地之一。上虞东汉晚期瓷窑生产的青瓷四系罐，与安徽亳县曹氏宗族墓葬的黄园村一号延熹七年（１６４）墓出土四系罐相同；也与洛阳烧沟汉墓１４７号初平元年（１９０）墓出土四系罐相同；也与河北省平安县逯家庄熹平五年（１７６）墓出土四系罐一致。
   耳杯造型与奉化白杜熹平四年（１７５）墓出土耳杯相同。黑釉罐与安徽亳县元宝坑一号东汉建宁三年（１７０）墓出土罐一致，湖北当阳刘家子东汉画像墓中黑釉罐也与安徽亳县凤凰台一号汉墓出土器相同。根据上述器物对比，证实上虞这批东汉瓷窑，烧制年代应为东汉晚期。
   上述汉窑从纪年器物排比后，再与宁波地区汉窑分期作对比，上虞早期的一批窑址，其时代应比宁波地区的鸡步山类型的还要早些。中期的一批窑址。仍以烧原始瓷为主，从制品看其时代与宁波鸡步山类型相当。晚期一批窑址的年代，应与宁波地区谷童岙类型与玉缸山类型制品的年代相当，约公元１７０年前后的东汉晚期这一历史阶段。
   宁波绍兴地区汉窑制品演化发展是：从烧制印纹陶（瓷土为原料）为主→陶器和原始瓷合烧→原始瓷为主→原始瓷和瓷器合烧→专烧瓷器。这个演变更直接证实东汉晚期成熟瓷器的出现，是由原始瓷发展而来的。因此，它带有强烈的原始瓷明显的烙印，说明它刚从原始瓷中脱胎出来，仅仅是迈出这头一步，然而这一步恰恰是具有划时代的一步。
  ２、东吴瓷窑遗存
   东吴瓷窑址遗存，在宁波慈溪上林湖、鄞县东钱湖等窑场中虽都有作坊，但大多集中在上虞市曹娥江中游的丘陵地区，是浙东青瓷烧造的主要地区。目前已发现东吴窑址３０余处，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规模较大的可算凤凰山和尼姑婆山［２７］。
  凤凰山窑，主要器物有碗、碟、钵、罐、洗、盘口壶（罂）、堆塑罐等。尼姑婆山窑，烧造产品与凤凰山窑基本一致。这些窑作坊烧制的部分罐、碗、钵、盘口壶的造型、纹样与南京地区吴墓所出的器物一致［２８］。所以这些窑址年代上限为东吴时期，下限则可延续到西晋。孙吴灭于公元２８０年，而西晋开始于公元１６５年，所以浙东地区烧制的早期青瓷在西晋太康元年以前的器物，其实是属于东吴时期。
   ３、西晋瓷窑遗存
    西晋时期，
     制瓷作坊多集中在上虞市的曹娥江两岸，可算是浙东西晋时代生产的繁荣时代，也是中心产区［２９］。在制瓷的练泥、成型、修坯、施釉、纹样加工等生产工艺过程都有了新的发展与提高。生产的制品丰富多彩，可算是早期越窑生产中种类最多的一个时代。器物造型处于矮胖丰满，胎壁厚重，纹样极为丰富。论装饰手法有刻、划、印模、堆塑和偶出现褐色彩点缀等。常以动物形象作为器物造型。出现飞禽、走兽、铺首、佛像、辟邪以及各式人物、龙、凤的生动形象。这一时期还大量运用压印的网纹、菱格纹、联珠纹和忍冬纹等，常常组合成花纹带。这时期釉色以青、青黄为多，青灰亦有。
    这一历史阶段，作坊大多集中在上浦凤凰山、尼姑婆山和皂湖李湖畔的居多山、朱家山、老鼠山以及横塘的马山、夹坝山、馒头山这三大窑场。
   生产制品主要有盘口壶、鸡头壶、唾盂、灯盏、扁壶、蛙盂、碗、钵、簋、洗、狮形烛台、砚台、熏炉、虎子等等。
   ４、东晋南朝瓷窑遗存
   东晋、南朝瓷窑址，与西晋时期比较大为减少。上林湖的古银锭湖窑区有东晋窑址7 处［３０］，南朝窑址屈指可数。在被称为早期越窑中心窑场的上虞曹娥江中游两岸保存的东晋、南朝窑址也只有１０余处［３１］，分布在上浦绳头山、华岗；联江的帐子山；皂湖的鲤鱼山、沿山、后山头、窑山、西华瑶；横塘的羊岙山、顶拱岙等地。
   主要的制品，早期多施弦纹，褐色点彩；晚期开始流行莲瓣纹［３２］。常见的器形有碗、盘、碟、洗、鸡首壶、罐、钵、虎子、砚、格盘、笔筒、羊形器、灯盏、唾盂、水盂、香熏、盘口壶等［３３］。
   南朝时期窑址整个浙东总共也不到１０处。这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４２０—５８９）是个低潮阶段。在这半个世纪中置窑实在太少，典型的可算上林湖鳖裙山（Y１８），古银锭湖小姑岭（Y２９）［３４］，宁波市江北云湖窑［３５］以及肖山董窑［３６］。经过发掘的云湖窑主要的制品有碗、盏、盘、钵、
  砚台、罐、壶、灯盏、唾盂等。该窑的烧造时间，根据碗、盘、盏、壶、罐等造型、釉色、纹饰，与浙江瑞安桐溪芦蒲齐梁墓［３７］，出土的点彩碗、碟、壶、
  罐，与奉化白杜山厂梁墓［３８］出土的壶、碗、盏、盘完全一致。该窑的灯盏、砚、点彩、划莲花瓣碗等造型风格都和萧山上董窑出土物相似［３９］。盘口壶、碗、盏上施褐色点彩以及大盘、小盏施褐色釉，这些都具有东晋晚期的特征。因此，云湖窑烧制年代，拟定在南朝早期至梁天监年间为宜，即公元４２０年到５１９年之际。
   上林湖鳖裙山的小盅、盘口壶与新昌伴出有“太□元年作”或“泰豫元年作”铭砖（南朝宋末的一个年号，即公元４７２年）墓出土物一致［４０］。莲瓣青瓷钵、盘口壶与新昌“齐永明元年（４８３）八月十日黄□□作”纪年砖伴出的钵、盘口壶一致，证明该窑制品生产于南朝末到齐初前后。
   上董窑制品，根据盆、盅、碗内外刻莲瓣纹与点彩的延续，说明该窑生产的年代应在东晋晚期到南朝刘宋时期。从上述三处典型窑址制品的排比，浙东宁绍地域这批窑生产，年代是东晋晚期到宋、齐、梁三代，它们的演变从中可以找出一定的规律。
   在早期越窑研究中值得一提的，不仅仅烧制青釉制品，而且也烧制黑（褐）釉制品，这是一对姐妹瓷［４１］；在制品的装饰艺术中，各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风格和发展规律，在所有制品中惟独出现在公元２６０年的人物堆塑罐，它结束于公元３１３年。
   早期越窑的窑炉，在上虞作了清理，均为“浙东式”龙窑，承战国时，烧原始瓷的龙窑形制。汉窑，从上虞县发掘表明，残长３.９０米，宽１.９７—２.０８米，窑墙用粘土筑成，顶拱形，残高３２—４２厘米。后墙烟道附近的制品，因温度低，质松胎色淡红。排烟坑宽与窑室同，残长６０—７０厘米。　　东吴时期龙窑，以上于鞍山发掘的较完整。全长１３.３２米，宽２.１—２.４米，由火膛（即燃烧室），窑床之际有睢直的粘土墙一道，厚１１厘米，窑炉长１０.２９米，宽２.１—２.４米，其中前段宽，后段渐缩小。底铺砂。呀墙用粘土建成，残高３０—３７厘米，为半圆拱形。在“挡火墙”后有五个粘土柱，高15厘米，即六个排烟孔。在清理的西晋窑炉中有分段加柴烧的技术，即在窑室中设“投柴孔”加温，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龙窑窑炉的改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