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陵阙：西风残照里的汉代风景
历经千年的风吹雨淋，孤立的汉阙如同一位沉默寡言的老人，独孤而沉凝 法国人把汉阙带给了世界
民国3年(1914年)2月1日，一支法国探险队从京师启程，开始为期8个月的中国西部考察，探险队成员法占、拉狄格、色伽兰是来华的传教士，对考古学与汉学无比精通。一个月后，探险队抵达西安，拉狄格南下南江县与巴县考察，法占与色伽兰则沿着官道进入四川，沿途考察了阆中、蓬安、渠县，数月后经云南丽江返回法国。
自晚清以来，不计其数的外国探险者穿梭在中国大地上，试图寻找到这个帝国鲜为人知的古迹、文物、物种与风俗，这一次误打误撞的考察，则最终把石阙带给了世界。在《中国西部考古记》一书中，色伽兰这样描述他见到的冯焕阙：“此碑为极优美之建物，装饰极简。其各部之设置：下为方座，座上为碑身，整石刻成，上端削锐，其上为碑盖，又上为介石，又上为椽，椽上为顶。”
色伽兰发现，冯焕阙的“扶壁”已不存，而据他所言，他在河南见到的石阙是有“扶壁”的，扶壁是用来巩固主体建筑的辅助措施，石阙的扶壁其实叫耳阙，形制与阙相似，只不过规模稍小。更令他心痛的是汉阙的生存状态：“诸阙多环以稻田是已，阙座浸入水中，不久将为水湮没。渠县有一无名阙，业已倾斜，崩塌之期谅不久矣。即不崩塌，亦必因其障碍农作，占据有限耕地，为人改作磨石，中国古迹因此而毁者甚多。”
1923年，色伽兰首次将石阙照片向世界公布，欧洲人大为惊奇，没想到中国竟然保存着2000年前的汉代建筑，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探险热；整整七年之后，《中国西部考古记》一书才由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出版，1939年，中国营造学社责任研究员、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专门委员粱思成和陈明达专程到渠县，考察汉阙。
残破的汉家陵阙浸润着近2000年的历史风雨(石鸣/摄影)
“阙”，《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古代皇宫大门前两边供望的楼”或“神庙、陵墓前竖立的石雕”。《诗经·郑风·子衿》说：“佻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左思在《蜀都赋》中描绘成都“华阙双邈，重门洞开”。这些诗词中的“阙”，便是城阙或者宫阙。甘肃张掖郭家沙滩一号汉墓曾出土过一件陶塑楼院模型，四周是城墙，前面双阙与城墙相连，应是汉代城阙、宫阙的真实写照。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唐人李白在灞桥看到残破的汉家陵阙，写下了这首《忆秦娥》。汉代的宫阙、城阙如今早已不见痕迹，后人看到的石阙，大多是陵阙，立在帝王将相、文武百官陵墓墓道两旁，是墓主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两汉时期，石阙曾经遍布大小郡县，而如今中国仅有29处石阙，大多已在漫漫岁月中崩塌损毁。
中国现存29处石阙，河南四处、山东四处、北京一处，始建于公元118年的河南登封大宝阙是迄今最古老的石阙，其余20处皆在四川，谁也没有想到，在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地”的西南边陲，竟然保留着中国绝大部分石阙。四川的石阙，广泛分布在绵阳、雅安、梓潼、芦山、重庆、德阳、夹江、忠县、渠县等地，色迦兰分为东部渠县区、中部梓潼与绵州区、西部夹江与雅州区三大区域，又以渠县最为集中，在这里，你能看到中国四分之一的石阙。
二千石，冠冕一时的天堂
土溪镇赵家坪距离渠县县城只有30分钟车程，距离现代社会却有2000年之久，汉代风韵一直在这里徘徊不去。土溪镇到渠县的公路，古代是条官道，路旁分布着六处七座石阙，分别为冯焕阙、沈府君阙、王家坪无名阙、蒲家湾无名阙、赵家村东无名阙、西无名阙，除沈府君阙是双阙外，其他汉阙都已形单影只。
来到赵家坪是一个下午，村上已少见行人，就连拉客的摩的，也把车停在村口的茶馆前躲雨，整个赵家坪只能听见淅淅沥沥的雨声和茶馆里的喧哗声。茶馆对面，便是冯焕阙，站在围墙外，远远就能看到两排飘逸的汉隶：“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 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
芦山汉阙
冯焕阙为黄砂石雕刻，这种石料在四川颇为常见，质地较软，易于雕刻。历经千年的风吹雨淋，阙身多处残破，阙基发黑，酷似屋檐的阙顶也已残破，已然为葱郁的青苔染成了翠绿色，不知何家顽童用粉笔在阙身涂上了几笔稚嫩的小字。自汉代以来，它在这里一站就将近2000年，走完了大半部中国历史。
在四川东汉诸阙中，冯焕阙形体较小，装饰朴素，雕刻也比不上其他石阙精美，却是四川少数能确认主人的石阙之一，又有铭刻，历来为史家与金石家所重，1961年即当选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阙主冯焕，东汉巴郡宕渠人，汉安帝时官至幽州太守，在任秉公执法，嫉恶如仇，得罪了不少官吏、豪强，当时玄菟太守姚光(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其地设立的一个郡)亦与豪强有过交锋，豪强假托皇上旨意，诏令冯焕、姚光自尽。姚光被杀，冯焕则被收入监中。
冯焕忧愤交加，意欲自尽谢罪，其子冯绲觉得此事颇有蹊跷：“大人在州，志欲去恶，实无它故，必是凶人妄诈，规肆奸毒。愿以事自上，甘罪无晚。”冯焕上书自讼，果然是豪强对姚光、冯焕怀恨在心，最后竟黔驴技穷，伪造圣旨。真相大白，冯焕却病死于狱中，汉安帝“怜之，赐焕光钱十万，以子为郎中。绲由是知名……”公元121年，冯焕归葬宕渠(治今土溪镇一带)，部属在墓前为他建立石阙，祭奠这位屈死的忠臣。
达州渠县石阙
像冯焕这样阙主确定无误的石阙，在四川并不多见，且有一个共同点——都曾为官一任。雅安高颐阙阙主高颐为益州太守，芦山樊敏阙主人樊敏官至巴郡太守、汉中太守，德阳司马孟台阙主曾是“汉故上庸长”，渠县沈府君为“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侯”、“新丰令交趾都尉”。 史学家冯汉骥认为，汉代只有“二千石”以上的官员，死后才能立石阙，且数目不能超过一对，否则便有僭越之嫌，“二千石”是汉代官名，也就是太守。
为何古蜀地四川能保留中国绝大部分石阙，一直是史学家颇感兴趣的话题，阙主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汉代四川雅士云集，出现了扬雄、司马相如等著名文学家与一大批以文入仕的士子，成为与鲁地齐名的汉学中心，而阙主正是这些冠冕一时的士子；再者，汉朝提倡厚葬，所谓“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这种情况在“两城财富，甲于全国”的长安与成都尤为兴盛。四川石阙之盛，或许与这两点不无关联。
达州渠县石阙
中国最古老的地上建筑
冯焕阙通高460厘米，由台基、阙身、斗拱、顶盖四部分组成，层层相叠，现存左阙。这些建筑术语未免复杂，通俗点说，台基相当于房屋的地基，阙身如同墙体，顶盖形则如屋顶。石阙的结构，与中国传统建筑并无太大区别，不同的是，传统建筑屡有变迁，古老的石阙却如实停留着汉朝人的建筑观。
冯焕阙台基四周，有一圈突出地表的石柱，芦山樊敏阙也有类似结构，这是气候影响建筑的生动范本。长江流域雨水充沛，成都平原古时更有“卑湿之地”之称，湿气颇重，古人砍伐树木，一端削尖，夯入土中，绑上纵横交错的地梁，铺上木板，这样一来，房间与地面就有了10－30厘米的落差，这种建筑结构，被形象地称为“干栏式”，既可避湿气，又能防御野兽攻击，直到今天，“干栏式”建筑依旧在壮族、傣族等少数民族中广为盛行。冯焕阙、樊敏阙的石柱，正是“干栏式”建筑的体现。
站在石阙下抬头仰望，你会发现顶盖下有一圈形如如意的构造，这便是斗拱。“斗”是斗形的木垫块，“拱”是弓形的短木，拱架在斗上，向外挑出，拱端之上再安斗，形成上大下小的托架，环环相扣，如蟒蛇缠绕。斗拱通常位于大型建筑物柱与梁之间，它的出现，解决了剪应力对梁的破坏问题；不过，它们又是一些艺术品，无论从艺术或技术的角度来看，斗拱都足以象征和代表古典建筑的精神与气质。
中国木构建筑的历史颇为悠久，柱网结构与榫卯技术在新石器遗址中屡有发现，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宫殿遗址屋顶已采用重檐四坡样式，殷墟好墓出土的铜偶方彝上也能看到斗拱雏形。时至汉代，一套完整的建筑模式业已成型。汉代是一个稳定、富庶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兴土木的时代，修建于汉高祖时的未央宫与汉武帝时的建章宫是其中的代表作，史载未央宫周回28里，可以考证出名目的宫殿就有80多座。
汉代的未央宫、建章宫早已在漫漫尘世中化为废墟，难以复原。石阙以准确比例刻出各种构件的外形，令后人得以管窥汉人的建筑样式、比例与技巧，为复原未央宫、建章宫提供了依据。从石阙看来，汉代斗拱较后世粗大，其粗壮笃实的风格与汉人雄浑的建筑设计颇为协调；石阙顶盖最长挑出阙身一米以上，可见汉代匠师已解决了大幅度出檐引起的因应力问题。
陈明达在《四川汉代石阙》一书序言中指出，汉阙是中国现存地面之上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建筑，为后人了解乃至复原汉代建筑提供了可靠依据，对研究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古建筑源远流长的历史与美感保存至今。
近年来，四川出土了大量画像砖，诸如出行、播种、农事、采莲、驱雀、采桐等场景将汉人的生活真实地复制下来，石阙精美的雕刻则令我们走进了汉代士大夫的仕宦生活。渠县赵家村无名阙与王家坪无名阙的献礼图，大门半掩，一名侍从在门内接待，门外左右为求见拜谒的献礼者，应该是为了彰显阙主不受贿赂的品质。雅安高颐阙出行图，阙主高颐出行，派头可谓十足，主车驾三马，导从车共七乘，骑吏12人，伍伯(衙卒古称)8人，步卒10人，侍从1人。《后汉书》记载，二千石出行，车前骑吏4人，伍伯4人，高颐骑吏、伍伯的人数已大大超过了定制，这也是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诸侯、太守各自为政，朝廷礼仪早已荡然无存的见证。
几年前，渠县文管所在石阙四周修起了围墙，锈迹斑斑的铁锁锁住了古老的石阙。我们只能站在围墙外，注视着那些孤独的背影。数千年来，他们就这样屹立在田野中，像一个个沉默寡言的老人，独孤而沉凝，偶尔有撑着雨伞的村民匆匆而过，却再无暇听他们讲述那些远去的汉代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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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29 12: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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