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岭土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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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嶺土史攷
  
　　劉新園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景德镇五代至南宋白瓷瓷胎原料探索
  
　　第三章 高岭土使用之前的景德镇制瓷业
  
　　第四章 高岭土于元代引进瓷胎
  
　　第五章 高岭土的前身一麻仓土、御土
  
　　第六章 高岭山粘土矿床的开发
  
　　第七章 明、清高岭的质量与产量以及“高岭”成为国际通用的kaolin和Kaolinite命名地的由来
  
　　第八章 高岭土与景德镇元明清制瓷业
  
　　第九章 结 论
  
　　第一章 前言
  
　　中国是瓷器的祖国，又是高岭土(Kaolin)的故乡。人们要研究中国古代陶瓷的辉煌成就，就自然而然地需要考察高岭土。这是因为高岭土是制造瓷胎的重要原料之一，它不仅与瓷器的质量，而且与瓷器制造业的命运都有密切的联系。然而，从矿物学角度来看，高岭土至今都还没有一个公认精确的定义。①现在要探索该类粘土在我国发现与应用的历程时，也就只能先从一些并不理想，但已广为流传的概念谈起。
  
　　从一般的辞书来看，高岭土似有广、狭两种含义：
  
　　广义的，泛指其化学组分中含有铝硅酸盐，矿物组成主要为高岭石的一种具有良好塑性的白土，或制瓷业通用的白色陶土。
  
　　狭义的，则特指我国最著名的瓷器产地——景德镇东五十公里以高岭山为中心的地区所出产的一种白色土状的瓷用原料。
  
　　据我国地质界和陶瓷界的考察，高岭山的这类粘土由白云母花岗岩、伟晶岩风化而成。②其矿物组成，既有埃洛石也有高蛤石；由其化学组分中三氧化二铝(AI203）在35％左右，铁、钛等着色物质极微(约0．6％)，烧结温度在1700·C以上．
  
　　景德镇制瓷业所用原料与辅助原料的命名，多用这四种方式：
  
　　1．按用途分；如瓷石、釉泥。
  
　　2．按产地分：如高岭、陈湾、南港、三宝蓬等。
  
　　3．按焙烧前的外貌分，如赤石；按焙烧后的外貌分：如白土。
  
　　4．按使用对象或所有者分：如御土、官土。
  
　　但以产地命名者居多，高岭土即是最著名的一例。
  
　　众所周知，景德镇是以出产白瓷而闻名世界的其白瓷瓷胎从很早的年代起就使用高岭土加瓷石两种原料制作（即陶瓷工艺界所说的“二元系统”）⑨
  
　　高岭土与瓷石，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虽无严格的定义，但若仔细体会那些忠实记述景德镇陶瓷工艺的文献，还是可以了解它们的差别的。
  
　　明·宋应星在1636年刊印的《天工开物》卷中《陶埏·白瓷》记述景德镇瓷器瓷胎制备工艺时说：
  
　　土出婺源、祁门二山：一名高粱（岭）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
  
　　清·无名氏《南窑笔记·合泥》又谓：
  
　　子（ 音den，景德镇俗字。笔者按：此处特指用瓷石舂制而成的块状泥料）性软，高岭性硬，用二种配合成泥。或 子七分、高岭三分，或四、六分，各种搭配不同。……一切瓷器坯胎骨子俱用合泥做造。
  
　　以上文献谈到高岭土时所说的“其性坚硬”或“性硬”，均指该类粘土与狭义的瓷土（指粉碎瓷石所得之土⑩）在高温下成瓷时的性能而言。也就是说，狭义的瓷土在焙烧成瓷时极易瘫塌，而高岭土则不软化，故曰“性硬”。可知明清时代的景德镇陶工是把高岭土当作一种抗变形的原料掺进瓷胎的。
  
　　本文所说的“高岭土”，尽指景德镇在各历史时期内所使用的高岭山或与高岭山所产的那种形态和质量大致相近的粘土。由于这类粘土曾经对景德镇 至全世界的瓷器制造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就打算围绕着与它有关的一些史实。对该镇10一19世纪的白瓷瓷胎原料与瓷业的相关问题作一初步考察。
  
　　第二章 景德镇五代至南宋白瓷瓷胎原料探索
  
　　第一节    学术界对早期白瓷、青白瓷瓷胎原料的推测
  
　　清*乾隆四十八年(1793年)《浮梁县志》卷十二《述旧》记景德镇早期白瓷谓：
  
　　(唐)武德四年(621年)，有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
  
　　南宋·蒋祈《陶记》：
  
　　景德陶，昔三百馀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于他处，皆有“饶玉”之称。
  
　　从这两条文献来看，景德镇远在初唐至南宋的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所制瓷器骨胎都洁白致密，并具有良好的半透明感，否则的话，当时人就不会把它称作“假玉器”或“饶玉”了。
  
　　建国后，我国陶瓷工体者与文物考古工作者都十分关注景德镇的陶瓷史料，对该地区的商瓷窑遗址进行过细致的考察。从取得的实物资料来看，初唐瓷器虽待发现，但五代、—南宋的这一阶段的窑业遗址都有白瓷或青白瓷出土，其瓷胎致密，白度高达70%，透光度十分良好，它们比我国同时代的其他窑场所生产的白瓷瓷胎更为优异。可见这个地区的产品，早在十世纪就已达到现代瓷器的标准了。⑩
  
　　景德镇早期白瓷瓷胎是使用什么原料制造的呢？这是研究中国陶瓷史尤其是研究景德镇陶瓷工艺发展史的人很感兴趣的事。但由于唐宋时代记述瓷器生产工艺的文献极为稀少，人们耍了解这些情况，就只能求诸遗物了。
  
　　从五十年代开始，周仁、李家治等先生就对该镇出土与传世的一些古陶瓷进行过理化测试。他们在1960年发表的《景德镇历代瓷器胎、釉和烧制工艺的研究》(《硅酸盐》1960年第四卷第二期)一文中，谈到该镇唐宋瓷器瓷胎原料时说：“唐宋时期的瓷器可能只用一种瓷石或者掺入极少量高岭作为制胎原料。”这两位先生作出的“可能只用一种瓷石制胎”的结论，显然是因为他们所测试的这一时期的标本中，有一部分含三氧化二铝(ALzO3)在17％左右，与今天还在继续使用的瓷石的化学组分相近。而“可能在瓷石中加入了少量的高岭土”的结论，则是因为还有一部分瓷器瓷胎中的三氧化二铝的含量要稍微高于瓷石。从化学组分这一角度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无可非议的。但后一推测影响巨大，致使不少著名的古陶瓷学者在研究景德镇早期(五代——宋)陶瓷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时，往往都把它归结于其境内出产的优质高岭土。
  
　　景德镇唐宋时代的陶工在制造瓷胎时到底是使用一种原料——瓷石，还是两种原料——瓷石加高岭土呢?这就成为我们探讨高岭土在景德镇地区的始用年代时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了。
  
　　第二节    南宋以前的瓷胎仅用瓷石制作
  
　　近十年，我们对景德镇一带的古瓷窑遗址、古矿区以及古文献作过许多调查与发掘，再以这些资料为依据验证周仁等先生的结论时，我们比较赞赏他的前一个推测——元以前的景德镇在制造白瓷瓷胎时所用的原料可能仅瓷石一种。而对后一推测却有不同看法。这是因为：
  
　　1．近年来，我们研究蒋祈《陶记》时，发现这一重要文献写于南宋中后期(13世纪前半期)。①文中记述景德镇当时瓷器的瓷胎原料时仅提到“石泥”(即将瓷石舂打成粉加水制成的泥料)一种，罗列出来的瓷用原料产地也只有瓷石产地。既没有记述除石泥之外还须掺入某种与石泥的形态或性质不同的粘土制胎，又没有记述出产高岭土的高岭、李黄与大洲三地。可见在蒋祈的时代——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尚未使用高岭土。
  
　　2．1972年一77年，我们在湖田窑宋代地层中发现了刻有“进坑”、  “下项泥”、“郑家泥”的影青瓷碗残片。经景德镇陶研所对“进坑”等残片测试，遗物的化学组分与瓷石相近。⑩这些实物也表明当时仅用石泥一种原料制胎。
  
　　3．从景德镇古瓷石矿与高岭土矿的分布情况来看：高岭土矿较为稀少，在东河一带仅见高岭、李黄地区，而西河只有大洲一处，以上三处均末见元以前的开采遗迹与古瓷窑。而瓷石矿则遍布东、南、西河地区，尤以南河和小南河一带最为密集，凡有这类矿藏的地方几乎都有元代以前的瓷窑。显然这些瓷窑是因原料近便而设置的。
  
　　我们知道，景德镇一带所产的瓷石，一般为长英岩蚀变而成，其中之长石转变为绢云母、水云母和少量高岭石。由于含绢云母、高岭石等粘土矿物，故粉碎加水具有可塑性，如用上层瓷石(即烧结温度较高的所谓高温瓷石，景德镇又称硬质瓷石)作坯，在1200。C左右烧成，也不至于变形。所以清·同治十年(1871年)《余干县志·物产志》提到景德镇在其地采掘的这种“高温瓷石”时，就把它写作“碗石”(即用以制碗之石)。直至今天，赣南与广东的某些小型窑场，仍使用单一的瓷石制胎。可见仅瓷石一种即可以制出符合现代标准的瓷器，只是这类瓷器焙烧时易变形，成品的热稳定性差一些而已。如果把周仁等先生的后一推测和上述各方面的情况相印证，我们以为元以前的景德镇仅用瓷石一种原料制胎，而没有发现加入过高岭土(即使是少量的)的迹象。但是周仁先生研究这一时期的瓷器时，为什么会发现有一部分瓷胎的三氧化二铝高于18％，而钾钠物质又会低于现今使用的瓷石呢?
  
　　我们把周仁先生所测数据和景德镇陶研所近年来测试的一组宋代影青瓷的胎、釉数据⑩进行过比较，发现了这样一种趋势：
  
　　铝氧高于17％、钾钠低于现今使用的瓷石(尤其是Na2O低1．2％)的瓷胎多为五代北宋的遗物，而其化学组分与现今的瓷石相近的则以南宋制品为多。
  
　　鉴于这些实事，是不是五代——宋初的陶工们制备瓷胎时如周仁先生推测，在瓷石中加入了少量的高岭土，而南宋的则仅用瓷石一种原料制胎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似乎存在。因为在瓷石中加入高岭土制胎有许多优点(详第四章)，其时的景德镇并不缺乏高岭土，如果五代——北宋人采用二元配方法制胎，到南宋时是不会被人们忘却的。而五代——北宋大部分的瓷胎铝氧偏高、钾钠物质偏低(与现今常用的瓷石比)这一事实，并不是掺入了少量高岭土的标志，而正是某些地质或历史原因的真实反映。
  
　　近年来，地质工作者郭邦相、张伯周等同志对景德镇一带的瓷石矿床作了许多调查与研究，从他们取得的大量资料来看，南河和小南河一带的古瓷石矿床可分为“蚀变”与“风化”两种类型：
  
　　蚀变型瓷石矿床可分两个层位：
  
　　1．接近地表的上层，三氧化二铝的含量一般高达18—19％，钾、钠氧化物的总量一般低于3％。由于铝氧含量较高，在1200。C左右烧成不易变形，故景德镇称它为“高温(或硬质)瓷石”。
  
　　2．下层瓷石的铝氧含量为15~17％，钾钠氧化物含量一般为4~6％，莫氏硬度5.5—6度，掺入高岭土为理想的制胎原料。
  
　　风化型瓷石矿床可分三层：
  
　　1．第一层为半松散之岩石，铝氧以及钾钠物质含量与蚀变型上层矿石相近。
  
　　2．第二层与蚀变型下层相近。
  
　　3．第三层的铝氧仅13—15％，钾钠氧化物高达5—7％，硬度为莫氏6～7度，焙烧时易变形，景德镇一带称“低温(软质)瓷石。”⑩
  
　　上述两型矿床的上层瓷石异于下层，是因接近地表的上层处于风化壳内，在风化过程中碱金属氧化物(尤其是Na2O)流失，铝氧相应富集而造成的。再把郭邦相等同志的结论与景德镇陶研所对安徽祁门瓷石矿⑩，李国帧、叶宏明同志对浙江龙泉瓷石矿所作的考察相证，也完全一致。
  
　　如果再把周仁先生等与景德镇陶研所测试景德镇五代——南宋瓷器瓷胎所得数据，和以上矿床不同层位的瓷石的化学组分相印证，我们马上会发现五代、北宋的瓷胎多与蚀变或风化型矿床的上层瓷石(高温瓷石)的化学组分接近，而南宋的则与蚀变型的中下层或风化型的中层相似。因此可以确定五代、北宋瓷胎多使用上层瓷石制传，而南宋瓷胎则多取材于中下层。
  
　　五代北宋人多用上层瓷石、南宋人多以中下层瓷石制胎，与人类采矿的规律一致，却与古居住遗址的堆积规律相反。这是因为人类的居住遗鞠址是从下往上层层堆积，而瓷石矿的开采则沿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途径进行。五代北宋瓷胎的化学组分异于当今的常用瓷石，这一事实正说明了当时人使用的是表层风化程度大的所谓“高温瓷石”。可见周仁等先生对这一时期的瓷胎原料所作的第二个判断(即在瓷石中加入少量高岭土制胎的推测)与历史实事不符。那些把景德镇早期白瓷或青白瓷的成就归结于其境内所出之优质高岭土的观点，就与史实相差更远了。因为高岭土在其时还有待陶工发现。
  
　　第三章    高岭土使用之前的景德镇制瓷业
  
　　第一节  上层瓷石与景德镇五代北宋兴旺的制瓷业
  
　　1952年景德镇陶瓷馆吴良华老先生在南河地区的杨梅亭、白虎湾发现了采用支钉重合叠烧法烧制碗盘的两处瓷窑遗址。1953年，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鉴定为唐代遗存并著文报导。⑩1980年以后，我们又在黄泥头、南市街、湘湖、湖田等古瓷窑址相继发现了与杨梅亭、白虎湾窑烧法和型制一致的产品。通过对湖田窑的试掘与南唐二陵所出白瓷的比较，⑩我们认为以上瓷窑的废品均属五代遗物，它们证明早在10世纪前半期，今景德镇一带已经有许多窑场生产白瓷了，只是那时的装烧工艺比同期名窑(如邢窑、长沙窑)落后，⑩器物制作不精。但由于瓷釉洁白、瓷胎致密并具有良好的透光感，它在瓷质上似乎要比唐代极负盛名的邢窑产品更为优异。
  
　　这一时期烧造的白瓷，也许是诞生不久，或者是制作不精吧；也许是由于群雄割据，战争频繁，而流布不广，以致不见于同期文献记载。
  
　　赵匡胤统一中国后，结束了五代的战乱局面，社会逐渐安定。在唐代以产茶出名的饶州浮梁，这时也开始以瓷名闻京师。从乐史《太平寰宇记》来看，饶州已在太平兴国时(976一984)列为向朝廷贡瓷的五州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记宋初饶州白瓷已是汴京皇家瓷、漆器仓库中的藏品了。随着装烧工艺的改进，成型技术的提高，过去质地精良制作粗劣的五代白瓷，至宋代己成为质地优异、制作精细的白瓷或青由瓷了。
  
　　1004年，饶州所贡白瓷居然得到了最高统治者——宋真宗的赏识，于是宋王朝就正式在这个瓷窑所在地设置了景德镇。⑩
  
　　从我们在景德镇进行考古调查所获得的资料来看，凡有白瓷生产的五代窑场，如湖田、杨梅亭、黄泥头、南市街等，在入宋以后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因为遗址上的宋代堆积比五代大为增厚，其产品量多而质优。浮梁南河与小南河一带的湖坑、三宝蓬、何家蓬、牛氏岭、月山下、小坞里、凤凰咀等出产瓷石的地方也相继兴起了中小型窑场。可见入宋以后，尤其是北宋中后期，这儿的窑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所以景德镇人程筠在崇宁四年(1105年)给河南修武当阳峪窑窑神庙撰写碑文回忆他的故乡时，很骄傲地说：
  
　　番君之国善陶冶，运以口口遍天下。⑩
  
　　建国三十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江西、江苏、辽宁、内蒙、湖北、安徽、四川等十二省区的辽、宋遗址和墓葬中大量发现了青白瓷⑩，这些遗物为我们描画出其时的饶州瓷器有着广阔的商业市场。而沉睡在今景德镇南河或小南河一带的一处紧连一处的由青白瓷片与匣钵片组成的北宋时代的“工业垃圾”，又为我们展示出一幅消逝已久的北宋浮梁“村村陶埏、处处窑火”图。
  
　　为什么质地最优的早期白瓷会出现在今景德镇南河一带呢?这一带的窑业为什么会在北宋时代得到蓬勃的发展呢?这里面当然有许多社会原因。但我们以为与其地拥有丰富的瓷石矿、尤其是与其时的矿床拥有丰富的上层瓷石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这层瓷石：
  
　　1．多裸露于地表或接近地表，容易被陶工们发现利用。
  
　　2．风化程度比中下层大，其硬度仅为莫氏4度，采掘十分方便，因而成本不高。
  
　　3。从其化学组分来看，三氧化二铝的含量较高(约17～19％)而钾钠等氧化物却比较低(约3％)，既能烧制出半透明感很强的瓷胎，在1200。C的高温下也不易变形。
  
　　4．其矿物组成中含有一定量的绢云母与高岭石，成型时可塑性较好。
  
　　第二节  上层瓷石的枯竭与南宋时代的窑业危机
  
　　从有关史料来看，景德镇南宋窑业不但没有在北宋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却反而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1．  从考古资料上观察：(1)南河一带在北宋曾经繁荣过的各窑场绝大多数没有南宋时代的遗物，象宁村、小坞里、月山下等数十处北宋窑址至此时多已停产，甚至包括规模巨大的南市街窑亦复如此。(2)能够持续烧造的仅见湖田窑与镇窑等少数几处，但其南宋堆积中，仰烧产品减少，覆烧器增多，大量生产的碗碟之类均为芒口。无论从其废品还是从江南南宋墓葬出土的景德镇瓷器来看，色泽不美的阴黄瓷器的比例都有增大的趋势,制品的适用与审美价值远逊北宋
  
　　2．从文献史料来看：蒋祈记其时景德镇瓷器的市场仅列举江、湖、川、广、福建、浙江等淮河、长江以南的几省，不记北方；北方金代遗址亦不见或极少见到景德镇南宋产品，可见其市场比以上北宋考古资料“描画”出来的范围大为缩小。南宋时代的政治形势与北宋时大不相同。  “靖康”以后，宋王朝丧失了广大的北方领土，景德镇瓷器市场缩小自与政治原因密切。但此时的龙泉与吉州窑无论是烧制技术还是生产规模却较前大有发展，那么，景德镇南宋窑业为何低落呢?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因素所能解释。
  
　　清。康熙21年《浮梁县志·古迹》条：
  
　　监镇厅，宋设景德镇东南，后摧于水。嘉泰二年(1202年)，姚守谦徒镇西。
  
　　《宋史》卷三百九十《莫蒙传》谓：
  
　　莫蒙，字子蒙，湖州归安人……除户部员外郎。朝廷遣蒙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芦场，言者论其丈量失实，征及贫民。责监饶州景德镇。
  
　　清·嘉庆《河南强氏家谱》卷二《世系·子魁》条：
  
　　子魁，伯达公之子，……宋绍定戊子(1228年)以文学进，仕饶州通判，以监陶得至浮梁景德镇。
  
　　文献表明其时的景德镇仍有南宋政权设置的管理窑务的“监镇厅”，朝廷和饶州并直接委派官员榨取赋税。
  
　　《宋史·食货下七·香》：
  
　　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措。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绣、瓷、漆之属博易。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嘉定)十五年(1222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故以吾无用之物易被有用之货,……。
  
　　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三记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十月三日高宗谓：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联所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
  
　　瓷器既是诸蕃所需之物，宋高宗又热衷于市舶之事，景德镇瓷器的内销情况虽因宋金对峙难以和北宋相比，但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当时的瓷器外销15国，可见它仍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但是景德镇南河一带的北宋诸窑为什么会在这时停产呢?
  
　　曾从许多方面考虑，我们以为和制胎原料的关系更为密切。从上章的考察得知，兴起于北宋的诸窑都是采用容易采掘、质地优异的上层瓷石制胎。但是上层瓷石总是有限的，象三宝蓬之类的风化型的矿床，当表层瓷石采完之后，中下层的瓷石由于铝氧含量低(仅13—15％)，钾钠氧化物含量较高(约6～7％)，烧结温度偏低，不能单独制胎。蚀变型瓷石矿(如南港之类)的下层瓷石(铝氧含量约15～17％)，质量也不及上层，虽能制胎，但由于南河地区地下水位高，开采艰难，成本必然高昂。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依附于农业的、曾以其原料就近为之优势而兴起的小窑，必因采掘条件的变化或原料的质量变劣而不能持续烧造。
  
　　1980年，我们曾请轻工部陶研所测试湖田窑南宋时代的两件覆烧芒口碗，发现其胎中氧化铝的含量仅16％。印证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与国外对该地商宋瓷片的测试结果，其铝氧的含量多在17％以下。⑩这一趋势证实：在南宋时代持续烧造的镇窑与湖田窑所使用的制胎原料多为中下层瓷石。
  
　　蒋祈《陶记》谓：  “进坑石泥，制之精巧，湖坑、岭背、界田之所产已为次矣。”
  
　　能够制造精巧瓷器的原料仅进坑一处!?其他产地的瓷石的质量已非北宋可比了。由于《陶记》写于嘉定七年至端平元年(1214—1234年)⑩，再把这一重要文献印证以上所述的遗存情况和测试其遗物化学组分时取得的数据，使我们确信，南宋时代的景德镇已面临严重的原料危机。
  
　　那么，景德镇陶工如何度过这一危机呢?
  
　　从湖田窑与镇窑遗址上大量堆积着的支圈组合式窑具来看，其时碗盘等日用瓷的烧造己采用覆烧方法了⑩。把用中下层瓷石制成的碗坯翻转过来覆放在支圈上去焙烧，坯体成穹窿状，当然会起到减少变形的作用。但在原料的配制方面没有新的突破，即使在装烧工艺上进行改革，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遗址上瘫塌变形的废品仍然不少。更何况采用覆烧法烧成的瓷器因工艺的局限，其色泽多阴黄(窑室含水量增多影响升温)，
  
　　其边口必然无釉。而这类边口无釉的所谓芒口瓷器，贵族们早在北宋时代就已经感到“不堪用”了。⑩南宋的景德镇出于不得已而持续生产，其售价可知。
  
　　其时的景德镇为了克服重重困难，除采用上述的覆烧方法之外，还设置过火房。
  
　　《陶记》谓：
  
　　至若冬泥冻脆不可以烧，坯陶既就不复易操，乃有“火房”。由于“火房”的设置，进行湿作业的工匠已不受季节的限制。把坯房变成暖室让工人操作，还不见诸明清记载，可见当时的市场对瓷器的需求何等迫切!
  
　　尽管采用覆烧方法能勉强利用软质瓷石并使窑室装载量高于北宋四倍，节省燃料四分之三⑩；尽管“山川脉络不能静于焚毁之余(《陶记》)”，湖田窑与镇窑的陶轮在滴水成冰的日子也不能停止旋转；但这些努力毕竟不能改变因原料的质量降低而造成的劣势。所以“镇之巨商不如意者十八九，官之利羡乃有倍蓰之亏”1  (《陶记》)今之不可复古矣!
  
　　这是蒋祈在《陶记》中记述景德镇南宋窑事之后，顺及流行于当时的言论。就原料这一角度来说，的确如此。因为大自然赐给人类的资源——上层瓷石，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当陶工们把容易开采的蕴藏量有限的“高温瓷石”用尽之后，景德镇往何处去呢?摆在当时人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是听任自然界的摆布，象许多曾经模仿景德镇生产过青白瓷的窑场(如江西南丰、广西藤县中和窑等)一样，把优质原料用尽之后归于灭亡；一是寻找新的资源，并把中下层瓷石利用起来。很值得庆幸的是景德镇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因而迎来了元代的繁荣并使自己成为明清时代的瓷业中心。
  
　　第四章    高岭土于元代引进瓷胎
  
　　第一节  高岭土引进瓷胎的根据
  
　　上章征引的周仁等先生的论文，在谈到景德镇唐宋时代的制胎原料时如果还有推测之词的话，那么在说到元代瓷始，则比较肯定地指出已经使用了瓷石加高岭的二元配方法。其根据也一如既往——即认为元代瓷胎化学组分中三氧化二铝含量比唐宋时代增高，二氧化硅的含量则相对减少。
  
　　但我们对照其文中的数据与测试标本，发现“Yl”(定名为元釉里红玉壶春瓶残器)与[日]矢部良明在《元3染付》一书中所介绍的明初釉里红玉．壶春瓶一致。矢部对这类瓷器的断代，和我国古瓷学者的看法一致，在当前是没有疑义的。而“Y2”(所谓“元青花大瓶残器”)的造型与花纹，没有元代特征，其型制为明嘉靖、万历之 际的典型产品。可见周仁等先生关于元代制胎原料的结论，来源于对明代瓷器的测试， 这就难以使人接受了。
  
　　鉴于此，我们曾在1977年从湖田窑元代地层中选择了印有“枢府”铭纹的卵白瓷残器与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残片，提请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其瓷胎的化学组分如下：
  
　　编号 测试标本名称 SiO2 TiO2 A12O3 Fe 203  CaO  MgO K20 Na20 Mn0 总数
  
　　1 湖田窑“枢府” 铭小足盘 72.14
  
　　20.56 1.72  0.54 0.16 2.44 2.28
  
　　99.84
  
　　2 湖田窑“枢府” 铭折腰碗 74.29
  
　　20.66 0.69  0.31 0.19 2.40   1.63   微 100.40
  
　　3 湖田窑元青花大 盘 73.13
  
　　20.22 1.04  0.37 0.27 2.68   2.19   微 100.11
  
　　4   湖田窑元青花大盘 72.75   0.53 20.24 0.93  0.24 0.15 2.87 1．78  0.08  99.61
  
　　5 湖田窑元青大 盘 72.64
  
　　21.08 0.97  0.20 0.18 2.69 1．52  0.08 100.08
  
　　6 元大都出土青花大盘 7l.95   0.12 20.75 0.84  0.15 0.16 2.73 2．76  0.05  99.60
  
　　附表说明：
  
　　1．标本1、2、3为景德镇陶研所测试，样品为笔者提供; 4、5、6为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测试，其中标本4、5为笔者提供，6则为北京元大都考古队提供。引自《硅酸盐》1978年第六卷第四期22页
  
　　2．表中3、4、5、6均为大件元青花(即伊朗、土耳其型)残器。
  
　　从这些数据来看，其三氧化二铝含量在20％以上，氧化钠也在1.52—2.76％，该类氧化物均普遍高于该地元以前的瓷胎，显然其产品比以往的优异，所用原料也更好了。但当时的工匠们是如何获得这种制胎原料的呢?我们曾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过考虑：
  
　　1．是否找到了优于唐宋时代的瓷石矿?
  
　　就我们检阅景德镇陶研所等单位历年来对境内和附近地区所产之瓷石所作的数千个测试数据来看：其化学组分中氧化铝和氧化钠都高的瓷石十分罕见，与元代瓷胎的化学组分相近的则未见一例，可知元代瓷胎不是采用单一的瓷石类型的原料制作。
  
　　2．是否通过某种加工方法改变了旧有原料的化学组分?
  
　　从景德镇精制原料的经验来看，对瓷石进行多次淘洗可以使铝氧富集。尽管这种方法十分麻烦又会浪费大量原料，没有工业价值，但它毕竟还是能够提高铝氧的含量。但随着这类氧化物含量的提高，原料中的钾钠氧化物(尤其是Na 20)又会因多次淘洗而流失，因而经过多级水选后获得的瓷土(“石泥”)，是一种铝氧高、氧化钠低(含量约在1．3％以下)的原料，和元代瓷胎的化学组分亦不相同。且古瓷石矿区又不见淘洗瓷土而抛弃的尾砂堆积。因此可以认为元人使用的制胎原料不是通过对旧有的瓷石进行多次淘洗加工而获得的。
  
　　元代的瓷胎既然不是瓷石一种原料制作，那胎中较高的A1203必由引进新的原料获得,而在景德镇地区含铝量较高、质地纯净的粘土，仅有高岭土。如作模拟实验，只要将25%的高岭土加上75％的下层瓷石，便能配成和元代瓷胎的化学组分相近的原料。据此,我们认为高岭土在元代已经引入瓷胎，明清时代使用的瓷石加高岭土的所谓二元配方制胎法亦始创于元代。
  
　　不过在这里还需说明的是，周仁等先生《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1期)、《景德镇历代瓷器胎、釉和烧制工艺的研究》(《硅酸盐》1960年第四卷第二期)等文，对景德镇陶瓷史的研究还是有益的，其测试标本和结论绝大多数是可以信赖的。象这一章提出的“元代标本”的年代问题，只不过是白璧微瑕而已．
  
　　第二节  高龄土引进瓷胎的意义
  
　　元代陶工在制备瓷胎时于瓷石中加入高岭土有如下的意义：
  
　　1.扩大了瓷石的使用面：就景德镇一带的瓷石矿来说，风化程度较大的表层瓷石总是不丰厚的，中、下层瓷石，尤其是下层瓷石占整个瓷石蕴藏量的绝大部分。上层瓷石虽可单独制瓷，但开采量有限，而深处的瓷石烧结温度较低，烧成时极易瘫塌变形，乃至无法单独成瓷。高岭土引进瓷胎之后，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使过去无法利用的蕴藏量巨大的中下层瓷石得以使用。
  
　　2.减少制品变形：高岭土由于含A1203约35％，掺进瓷石制胎，能提高瓷胎中的铝氧，使制品的烧成范围增宽，减少变形，从而提高了成品率。所以从元代开始，景德镇陶工无论使用上层或下层瓷石制胎均需加入部分高岭土。
  
　　3.降低了瓷器的成本：瓷石为石质原料，采掘困难且需经长时间的粉碎才能使用；而高岭土为土质原料，仅需淘洗即可使用。随着土质原料的引进，瓷器的成本必然降低。
  
　　4.改善了瓷器的物理性能：在瓷石中掺以高岭土制胎，使瓷胎中的玻璃相减少，莫来石增加，瓷器的热稳定性也随之提高。景德镇瓷器从此开始己由低火度的软质瓷(烧成温度约1150。C土 20℃)逐渐变成高火度的硬质瓷。
  
　　如果说适宜于制造瓷器的单一的瓷石(上层瓷石)在南宋后期濒临枯竭，曾经使景德镇窑业发生过巨大危机的话，那么到元代由于高岭土的引进，则使这个行业转危为安而再度繁荣了。因此，高岭土的使用是元代景德镇制瓷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标志。不过元代陶工掺进瓷石用以制胎的这类所谓“高岭土”，在当时不一定叫高岭，也不一定来源于高岭山。
  
　　第五章  高岭土的前身一麻仓土、御土
  
　　第一节  麻仓土即高岭土
  
　　综观与景德镇瓷用原料有关的文献，在明嘉靖以前，还没有“高岭土”这一名称。但嘉靖至万历初年的文献中却出现了一种与高岭土的形态和功能相近的粘土，这种粘土就是“麻仓土”。
  
　　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砂土》条谓：
  
　　陶土出新正都麻仓山，曰千户坑、龙坑坞、高路坡、低路坡，为官土。土埴垆匀，有青黑缝、糖点、白玉、金星色。……麻仓官土一百斤值银七分，淘净泥五十斤，曝得干土四十斤。
  
　　又记“湖田石末”时，夹行小字批注谓：  “和官土造龙缸取其坚。”
  
　　我们知道，元代以来景德镇制造瓷胎的原料仅瓷石与高岭土两种，那么，王宗沐所记述的究竟是瓷石还是高岭土呢?把这段记载印证瓷石与高岭土的形态、加工情况和功能便能揭晓。
  
　　瓷石：为石质原料，莫氏硬度4～7度，必须舂打成粉，和水作不。
  
　　高岭土：为土质原料，不需粉碎，仅用淘洗法去掉粗砂即可获得净泥。
  
　　瓷石，其矿物组成主要为石英、绢云母和少量的高岭石、耐火度1350℃一1400℃。
  
　　高岭土，其矿物组成以高岭石(或埃洛石)为主，在1700℃以下不会软化，把它掺和在瓷石中制胎可增加制品在高温下的强度，减少瓷器变形。
  
　　由于王宗沐把麻仓土列为砂土，并未说需要粉碎，仅记淘洗而已。而淘洗出土率为50％，与德国奢则尔记述的世界上大多数原生高岭土矿淘洗出土率一致⑩、，而与瓷石不同。  “夹注”再说加官土“取其坚”，可见王的记述与高岭土的形态功能吻合。因而我们就比较有把握确定：麻仓土就是今天人们概念中的高岭土。若印证遗迹，更可证实。《江西省大志·陶书》记麻仓在新正都，考新正都即今东埠地区以东。高岭山东北，，麻仓尚保留明代的名称。1979年，我们曾至麻仓考察，发现有矿洞遗迹和大片的尾砂堆积。1981年9月，我们又邀请景德镇陶瓷学院地质学者许垂旭等先生至该地考察，才明确是原生高岭土的产地，坑洞走向与花岗岩风化脉走向一致，因而进一步确定为高岭土采掘故址。
  
　　遗迹与文献吻合，可以证明明人所说的“麻仓土”就是高岭土，可见在高岭山开采之前，。景德镇人是在麻仓获得这类粘土的。高岭开采在后，麻仓开采在前。麻仓土为高岭土的前身。
  
　　第二节  御土即麻仓土
  
　　本文在第四章论证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制造瓷胎的方法始于元代，但是元代陶工是从哪儿取得高岭土呢?元代的高岭土又叫什么名称呢?
  
　　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谓：
  
　　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
  
　　以上所说之“御土”，仅描写了它的外貌和所有者，而未明其具体产地。但我们以为是高岭土。因为：
  
　　⒈．南宋人把景德镇制胎原料统称之为“石泥”，而未以土名。本文在第三章中考证元代瓷胎中确曾引进过高岭，且该镇除高岭外尚无其他的“白如粉垩”的粘土，故知“御土”必为高岭土。
  
　　⒉．在元代以前，景德镇一带的窑场所用的瓷石分布极广，就我们调查不下五十馀处,其蕴藏量也十分丰富。官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这些常用原料收为官业，而商岭矿在景德镇地区仅见三、四处，当官府了解它的作用与意义后予以垄断并宣布为“御土”者，只能是比较难得的高岭土。
  
　　至于元代的高岭土—御土，我们以为产于麻仓。因为：
  
　　1.通过对景德镇境内各高岭土矿进行调整，除麻仓外，古高岭矿仅高龄山、李黄、大洲三地区。高岭始开于明万历，大州始开清嘉庆；李黄始开于清乾隆后期。三地的始开年代,几乎均有文献可考。即使麻仓缺乏始开年代的记载，但记述麻仓土的文献(明嘉靖间)也要比以上三矿古老得多。
  
　　2.乾隆七年《浮梁县志·陶政》记明万历间同知张化美已把麻仓矿洞称之为老坑，故知其开采年代必早于明。景德镇在宋代或宋以前尚未使用高岭土制胎，故知麻仓老坑当始开于元。
  
　　3．从文献记载来看，景德镇瓷用原料被朝廷独占并宣布为“御土”者始于元。明代人虽列麻仓为官土，但文献不载收麻仓为官土的时间与原因，故知明代把麻仓土作为官业也如明初的官匠一样,必从元代继承而来。明代的所谓“官土”就是元代的“御土”,含义相同，仅字面差异而已。
  
　　但是元代陶工是从哪一年开始使用所谓“御土”制器呢?我们以为不会早于“浮梁瓷局”的设置之年----1278年。＠因为蒋祈在南宋后期撰写的《陶记》中没有记述高岭类型的粘土，现今陶瓷界测试南宋瓷器的化学组分时亦未见使用高岭土的迹象。但也不会晚于公元1322年。
  
　　前引《静斋至正直记》卷四《窑器不足珍》条谓：
  
　　在家时，表兄沈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笔者按：极有可能是质量不佳的落选之物)，博古者往往不能辨。……至正癸卯(1363年)冬记。
  
　　以上所述之“御土窑器”，显然是指浮梁瓷局的工匠们使用“御土”——麻仓高岭土掺和瓷石所制造的供御之器。这条笔记虽有纪年，但不能以此为作者离开家乡的那一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三《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一》考《至正直记》作者孔齐略历谓：
  
　　其父退之为建康书掾，因家溧阳，元末又避兵居四明。从上可知，孔齐所说的家是江苏溧阳，他所避的元末兵祸，应指红巾军。1351年，红巾军在颖州起义，次年攻克溧阳。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四《忠烈》条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溧阳儒学教授林梦正，字古泉，吾乡(天台)人，中书以著述荐，得官。是岁(至正壬辰，1352年)，贼众寇溧阳，获其魁张某。先生问曰“尔何人也?“、应曰:“我父为军千户，红巾入境，逼我父为帅，父以年老，不堪从事，令我代”。先生痛骂之曰：  “尔之父祖世为国家臣子，而尔忍伪邪?!”既而其势复盛，竟夺张去。下令曰：  “生得林教授者有赏”。先生匿他处，搜得。张曰：“前日驾我者非尔邪?”先生曰：“然”。张曰: “降我,则俾尔为元帅，同享富贵”。先生曰:“尔伪也，我何为降”!再三，终不屈。缚于树，、不解衣冠而杀之。
  
　　从《南村辍耕录》来看，红内军攻克孔齐的家乡——溧阳后，一方面镇压元王朝的官僚贵族,一方面又强制他们共同举事，作为圣裔的孔齐势必在这前后逃亡。如以至正12年(1352年)为孔齐离家避兵的那一年，那么沈子成所说的那两件“御土窑器”，必制于1322年以前。可见“御土”——麻仓高岭土的发现与应用，最晚不得晚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
  
　　综上所考，我们以为从元代早期开始一直到明嘉靖、万历之际的两个多世纪，官府烧造的瓷器都是采用这种麻仓土和瓷石混合制备而成的。
  
　　但是，至万历初，麻仓老土开始枯竭了。乾隆七年(1742年)《浮梁县志》卷十《陶政·陶土》记：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管厂同知张化美见麻坑(仓)老坑土膏已竭，掘挖甚难，每百觔加银三分。
  
　　至万历中期以后，文献已不再见麻仓土开采的记载，代之而起的，则是“高岭土
  
　　第六章高岭山粘土矿床的开发
  
　　第一节 记述高岭土的早期文献
  
　　夏湘蓉《中国古代矿业史》第六章《非金属矿产》(地质出版社一九八O年版)谓：
  
　　“高岭”这个名称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出现很晚。在明代的著作《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物》两书中，都只有“白土”而并无“高岭”这个名称。接着,作者认为“高岭”一词始见于1815年(清嘉庆20年)刊印的《景德镇陶录》和近代才出现的旧抄本《南窑笔记》两书。但就笔者阅读所及，情况似不如此。清·康熙21年《浮县梁志》卷四《陶政·陶土》条谓：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镇土牙戴良等赴内监，称高岭土为官业，欲渐以   括它土也,檄采取。地方民衣食于土者甚恐，守道叶云仍、知县周起元争之，还其檄。
  
　　这段记载不仅表明高岭土一词早在万历三十二年已为官民通用，而且还揭示出其时的景德镇一带已有不少居民在高岭山靠采土为生，否则的话，矿税太监就不会还其檄了。
  
　　除上引文献外,明末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也记述了高岭土，但对宋的记述必须作出校勘和考证才能确定。前揭该书卷中《陶埏·白瓷》记述景德镇瓷胎原料及其配制方法时谓：
  
　　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方成。
  
　　就有关文献与实地调查来看，景德镇瓷用原料中没有糯米土和粳米土之类的名称，但从元代开始已使用瓷石和高岭土两种原料合成瓷胎。高岭土耐火度高，掺进瓷胎可以防止制品变形,瓷石的烧结温度较低，它在合成瓷器时能使瓷胎致密。瓷胎中的瓷石与高岭土在高温下确有软、硬之分，可见宋应星所说的糯米土和粳米土是就这两类原料在合成瓷胎时的功能而言的。
  
　　《天工开物》中所说的出产糯米土的安徽祁门县，至今仍产软质瓷石，为景德镇瓷用原料来源之一。但婺源县则从不出产性硬的瓷用原料——粳米土，婺源历届方志亦无“高粱山”这一名目。因此我们以为：宋所说的婺源县高梁山之粳米土实质上就是浮梁县高粱山之高粱土。距《天工开物》刊出仅40余年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浮梁县志》卷一谓:
  
　　高粱,在县东七十里仁寿都，与婺(源)之石城山连界，险峻特甚。……今其山产磁土,取以为业。
  
　　清·光绪婺源九径 (今称“菊径”)《何氏宗谱》卷二录明天顺四年(1460年)《高岭(支)谱序》谓：何茂(细七)于元末迁浮梁辛正之俨坑,“其子叔信陟睹高岭犹有胜概,自辛正里迁高岭”。而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岭《冯氏宗谱》卷首《叔礼公传》又谓：
  
　　公讳时，……宣和已亥（1119年）因方腊之乱，同父、兄迁浮东之新正。明年，……公迁(浮梁）兴义之玉岭（笔者按：高岭至今仍有“玉岭”之称）。
  
　　从以上文献来看，高岭山从宋至今都是浮梁辖境，而不隶属婺源。宋把高岭山写成婺源之山，也许是因高岭处于浮梁与婺源的交界区吧。但是他又为什么会把高岭山写成高梁山呢？我们以为必受方言影响。因为景德镇方言至今都把某些韵母为ing（英）的字念作韵母为iang(央)的音，如该镇人念零(ling)作凉(liang)，念井、颈(jing)作蒋(jiang)，念镜(jing)作酱(jiang)，念腥(xing)作香(xiang)，而且一直到今天都仍然把高岭(ling)念作(liang)。由此可知，宋撰写《天工开物·陶埏·白瓷》条时，难能可贵地记录了景德镇坯房工匠们的传闻，惜未能校核当时的文献。
  
　　高岭山明清时代高岭土采掘遗址——汪·何·冯家大槽分布示意图
  
　　第二节  高岭山明清时代的采矿遗址
  
　　举世闻名的Kaolin的产地高岭山，在景德镇市东北之45公里(东径1I7°31’，北纬29°28’)，今属鹅湖公社高岭大队。其矿区除数量极少的几处近代矿洞和尾砂外，绝大多数都是明清采掘遗址，可分四个地段：
  
　　第一地段在高岭村后的庙岗分水岭西——南西端的梅头坞，全长约800米，宽50～100米，尾砂沿负地形或山坡堆积，据反复调查和工程揭露，平均厚度约11米，估计尾砂约100万吨。
  
　　第二地段，北东端自何家大槽起，南至肖家止，全长约1000米，宽度50～200米，尾砂厚度10～30米，约442万吨。
  
　　第三地段，位于红旗山以西，穿过老厂作东向分布；全长约1OO0米，宽度40～200米，尾砂平均厚度约6米，估计约83．6万吨。
  
　　第四区域北起老厂，南西至冯家大槽，全长约750米，宽20～300米。尾砂平均厚度10米，估计127．5万吨。(以上据张伯周、郭帮湘同志推算)
  
　　以上四个地段少数坑道与淘洗池遗迹可辨，尾砂中时见明、清时代的粗瓷碗和瓷灯盏残片。商岭村前之“水口亭”有万历三十四年(16o6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石碑四方，记述该亭为交通枢纽，是来往客商必经之地。又高岭《冯氏宗谱》卷三《冯光发传》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冯氏与婺源县民在高岭争夺山场纠纷谓：
  
　　土名麻石坳等处之山，被婺邑在山搭有蓬厂数百，人数千余，强取磁土。联系以上遗迹与文献，当日盛况历历在目。
  
　　第三节  高岭山采矿业的衰落    ‘
  
　　通过文献检索，自乾隆59年之后，已不见大量开采高岭土的记载。高岭山一带虽有近代矿坑和尾砂堆积，但和明清时代的相比已微不足道了，如果印证景德镇以外的一些方志中的有关记载，当更为明瞭。清·同治《南康府志》卷四《物产·附白土案》条录道光十九年(1839年)文书谓：
  
　　景德镇各窑制造瓷器所谓高岭，即庐山所出白土，无论粗细瓷器必须以之配合，即御窑制造上用瓷器亦须配用。
  
　　可见在此时，庐山白土(即星子高岭)已取代了高岭山的高岭土。据黎浩亭《景德镇陶瓷概况》一书记载，清同治、光绪间，高岭山的高岭矿又一度有小规模的复开。④1965年以后，因品位不高再度停产。高岭山也就只剩下一些供人凭吊的采掘遗迹了。
  
　　通过以上所考，获知“高龄土”一词出现予明万历三十二年。明代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中记述的高梁山就是高岭山，所谓“粳米土”就是“高岭土”，虽然高岭矿业在万历三十二年已见诸文献并已具相当规模，但其始开年代不会早于万历初，因为万历十一年麻仓老土枯竭，明御厂管厂同知张化美要工匠穿洞数里并不惜增加银两来提高麻仓土的价格，如果高岭矿于此时开采的话，明朝政府就会用高岭土来取代麻仓土。当时没有如此，显然是因督陶官员们还不知道高岭山也蕴藏着和麻仓土一样的粘土——高岭土。因此我们以为：高岭矿区始开于万历中期，以万历中期——清乾隆为其青春期。乾隆以后虽有开采，但为数不多，应为该矿的衰落期。
  
　　第七章   明、清高岭的质量与产量以及“高岭”成为国 际通用的kaolin和Kaolinite命名地的由来
  
　　本文在上章考证证明万历至清乾隆（17—18世纪）为高岭山矿业的青春期，但这一时期高岭土的质量与产量如何呢？这是研究高岭土应用史时必须考察的。但由于古文献没有翔实的记载，要揭示这些问题必须请求读者允许我们先从近代情况谈起。
  
　　第一节  关于古高岭土的历史质量
  
　　1.1907年([日]．明治四十年)日本政府派遣农商务省技师北村弥一郎来中国考察窑业。归国后他写成了《清国窑业视察报告》，于明治四十—年(1908)交日本农工商   务省商工局出版。该报告第四章《景德镇窑业》之第三节第四项详细的记录了该地在当时使用的原料，其中有两处涉及高岭土不子(一种砖块状的净泥)现录于下：
  
　　品  名   长     宽         高      每块重量
  
　　星  子 五寸强   四寸    二寸五分内外  约五百三四匆
  
　　明  砂
  
　　二寸二分内外     一寸八、九分内外   八、九分内外  约三十七匆
  
　　〔按：一两（以每斤十六两计）约合日本十匆强〕
  
　　这里所说的星子(星子县所产之高岭土)即庐山白土。明砂就是高岭山优质高岭土(景德镇至今仍称明砂以区分其他产地之高岭)。这一记载告诉我们，明砂高岭不子比星子高岭土不子体积小得多，重量仅后者的1／14，但未记其质量亦未明其价格，其优点尚难断定。
  
　　2.1943年黎浩亭通过实地考察，写成了《景德镇陶瓷概况》一书，该书第十章记述了当时高岭土的价格。
  
　　总  类       产地      距景德镇路程（华里） 售价（旧币）  功 用    备注
  
　　星子高岭     星子县    四百里                每万块一百二十元   普通坯每块二斤四两，每块以两小块计
  
　　明砂高岭  浮梁东乡高岭     八十里        每万块一百元                 上等坯
  
　　每块四两
  
　　表面看来，星子高岭每万块的价格略高于明砂高岭；但明砂每块仅重四两，若以重量计。后者价格约为前者的9.9倍。
  
　　为什么明砂高岭不子的体量如此之小、价格如此之高呢?
  
　　我们曾检读景德镇陶研所1955—1966年十二年来所测星子、大洲、枫源、贵溪、黎川各地高岭土数据一百余组，其他产地的高岭土不是铝氧含量不够稳定(有的不到20％)，便是着色氧化物偏高(氧化铁多在1—2％之间)。而明砂高岭铝氧则较为稳定(约36％)，含铁量仅0.6％，其相对可塑性指标也略高于其他产地之高岭土，工艺性能较好。
  
　　从以上征引的资料来看，高岭山之高岭土质量优异，是上等瓷器的必用原料，但因矿体濒临枯竭，产量日渐稀少，否则的话，当时的价格决不会如此昂贵。但这只能是高岭山采掘业衰落期间的近代情况。然而明万历——清乾隆时代其质量如何呢?
  
　　就我们观察明万历——清乾隆官民两窑的瓷器来看，其瓷胎的质量均较前有所提高。若以上海硅所测试的雍正官窑器为例，其瓷胎的铝氧高达30％，白度高达77．5％。我们知道，今景德镇一带的瓷石含铁量多在1％，烧成后的白度仅为66％，个别为72％，而高岭山之高岭土的含铁量仅0．6％，烧成白度均在82％以上，雍正官窑器比五代和宋代瓷器白度提高，显然应归功于高岭山之优质高岭土的大量应用。
  
　　又，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四《高岭》条谓:“造佳瓷必求东埠出者耳”。兰浦的这一书刊于清嘉庆20(1815)年，成书于乾隆、嘉庆之际，其时高岭山之高岭土来源甚少，但景德镇制造上等瓷器还必须求得东埠高岭与瓷石配合，可以推知，清初官、民两窑使用的高岭山之高岭土的质量是十分优异的。
  
　　至于晚明情况，则可从另一角度观察。前引日本学者北村弥一郎的著作称晚清高岭山之高岭土为明砂高岭(景德镇人至今仍称明砂)。为什么叫作“明砂”呢?目下有两种看法：
  
　　1．北村弥—郎谓明砂高岭为浮梁县明砂所产之磁土，显然他把明砂当作地名。
  
　　2．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陈开慧先生在其《景德镇高岭村高岭土矿床及高岭土矿物的研究》一文谓高岭土原矿多以砂土形态赋存，由于所含白云母晶莹明亮，故曰“明砂”。
  
　　但是查考文献与实地调查；浮梁县境并无明砂这一地名；该镇使用的高岭土无论是来自高岭还是庐山或大洲的,均含有晶莹明亮的白云母,所以它不是高岭山高岭土的特定标志。于是我们就对这两种解释产生了怀疑。
  
　　1970年,笔者曾在高岭一带就这一名称请教过老土工,据他们说,高岭山之高岭土质量不一,统称为东埠高岭,其上等的称明砂(即头色)，次等的称：“二色”。“明砂”原指清同治间高岭山复开以后，在明代的采掘遗址老厂一带重新发现的优质粘土,因为明代的高岭质量优异,故称为“明砂”。同治后概念外延,人们有把高岭地区所出一切优质土统称“明砂高岭”。从“明砂高岭”这一名称来看，明代的高岭土一定是优异的。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而已，但这推测是可从地质学角度得到验证的。因为高岭山之高岭土属风化型矿床,凡风化型矿床的的表面高岭土在风化作用下,其质量必优于下层,而明代人使用的是表面高岭,近代测试的则为下层高岭,故知明代高岭必优于近代。
  
　　第二节  关于高岭土历史产量的推测
  
　　从地质工作者对高岭山有关矿床所作的调查来看，其矿体形态极为复杂。有层状、脉状、透镜状、串珠状、囊状、枣核状。由于成矿母岩和风化程度不同，矿石的含矿率也不相同。就我们在高岭山所作的调查来看，晚期采掘的高岭土以砂土状为主，淘洗率10～30％不等。而高岭村土工传闻，明清之际该地曾出过一种“猴油土”(意即异常洁白细腻有如猴油)或“四两渣土”(意即每百斤原矿中仅有四两尾砂)。其出土率高达90％以上。后就此情况我们请教过地质工作者，据他们分析，极有可能是淀积型粘土，也就是说，可能是由天然水搬运淘洗藏于裂隙中的粘土，故纯度极高。可见高岭山之高岭土，因矿点不同、时代不同而出土率很不一致。这样一来，就很难精确地了解万历至乾隆期间的高岭用量了。不过即使如此，还是有可能探求部分情况的。
  
　　根据地质队的反复调查与工程揭露，高岭山较集中的矿体多沿断裂构造分布，除近代开采的少数几处外，几乎都是明万历——清乾隆间的开采点。上章所述第一地段为近代开采处。二、三、四地段为明万历——清乾隆开采处，尾砂堆积共约653万吨，如以出土率百分之20计算，明后期——清乾隆，高岭山高岭土总采掘量约163万吨，平均年产量约9千吨(以万历22年至乾隆59年200年减明末清初动乱20年计)。当然，这一推算是很不精确的，除上述情况外，还因高岭山“险峻特甚”，数百年来的雨水冲刷，使明代——清初的尾砂大量流失，不能保持当年的总量。但这样作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可以获得比较可信的下限数据，即高岭山之高岭土在1594年～1794年总产量不会少于163万吨。
  
　　以上是从遗物方面作出的一些推测。我们还可以从文献方面窥见乾隆后期高岭山某年的采土量。前引高岭《冯氏宗谱》透露乾隆59年(1794年)高岭山仅麻石坳一地，就有婺源人数千淘泥，从本世纪四十年代高岭村淘泥资料来看，每人平均每天淘洗净泥(不子)200块，计50斤(黎浩亭《景德镇陶瓷概况》第150页)。由于40年代的淘泥工具、设备、方法均较简单。必与明清时代相同。乾隆59年淘泥人数如以两千计，该年出泥量约一万八千吨。
  
　　由于知道高岭山高岭土的这一年的产量，还可进一步推测该年景德镇瓷器的烧造量。前引殷宏绪1712年书简谓：
  
　　要作细瓷，则将高岭和白不子等量相配；要作中等瓷，则高岭和白不子的配比为四比六，但高岭和白不子的配比最小为一比三。
  
　　以上记载制备瓷胎的高岭与瓷石配比，与近代情况完全相同。如把高岭25％、瓷石75％作为当时瓷胎配比的平均值，那么清乾隆59年景德镇使用瓷石五万四千吨，烧造瓷器约七万二千吨以上。由于文献缺乏，我们虽不能获得万历至乾隆的逐年的史料，但由于万历与康熙、乾隆瓷器的瓷胎制备方法相同，如以前面通过尾砂计算得出的高岭产量估计，这两百年内景德镇烧造各类精粗瓷器最少也不会少于六百五十二万吨。
  
　　总之，  由于高岭山之高岭土质地优异，藏量丰富，为景德镇服务时间长，在陶工的心目中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关于这一点,是早于它的麻仓土或晚于它的星子和大洲土所不可比拟的),这也许就是它在日后能够成为瓷用粘土命名地的重要原因吧。
  
　　第三节  高岭土成为专门术语的年代
  
　　关于高岭土成为专门术语的年代，在国外似乎要比国内更早。先谈国内情况：蓝蒲《景德镇陶录》卷四《高岭》条谓：
  
　　高岭，本邑东山名，其处取土作不，……近邑西李家田大洲上亦出土可用，不大下于东土，但造佳瓷必求东埠出者耳。
  
　　蓝浦已把大洲土归入“高岭”了，并称高岭山之高岭土为东埠高岭(按：东埠是高岭山脚、东河东岸的一个小集镇，高岭山之高岭土由此下河船运至镇，故称东埠高岭)以后庐山星子县白土又相继开采，人们亦把它称作“高岭”，并在高岭之前冠以“大洲”、“星子”之类。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O7年)左右(或更早)，景德镇人又把高岭山优质高岭土称之为“明砂”，以后明砂高岭又成为高岭山之高岭的统名(详〔日〕北村弥一郎《清国窑业考察报告》第四章第三节第一项《原料产地及种类》，日本秀英舍明治四十一年日文版)。可见在乾隆、嘉庆以后，。高岭土已变成专门术语。人们在使用高岭土这一概念时，已不局限于高岭山。即使使用高岭山之高岭土时，也还需在“高岭”之前冠以“东埠”或“明砂”。
  
　　就国外情况来看,“高岭”这一概念,似以法国和英国应用得最早。1712年，法国耶稣会来华传教的神甫殷宏绪(d′Entreco11es)向他的祖国介绍景德镇的第一封书简提到瓷用原料时谓:
  
　　一位豪商说:若干年前,英国人,也许是荷兰人把白不子(笔者按：因高岭不子色微黄，故此处特指瓷石不子)买回国，试图烧成瓷器，但没有使用高岭，因而事归失败。……他们不用骨胳而只想用肌肉造成结实的身体。[法]于阿尔《十八世纪法国对中国科学与工艺的调查》一文又谓，1717年，殷宏绪又把景德镇高岭土的标本寄往法国。1750年，道尔列昂斯公爵便根据殷宏绪的信件与标本命令在法国境内寻找该类粘土。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九○谓：
  
　　陶土之种类极多，最纯粹者，西人称为高岭土。高岭本华语，以出于江西饶州府之高岭山故名。瓷器始出中国，在欧洲，则英国为瓷业先进。在一七五五年以前，英国所用之高岭土，乃由中国及日本输入。后于康瓦尔等处发见高岭土，国内制造始可自给。以上中、西文献表明，“高岭土”这一概念早在1712年就传往法国，1755年以前英国还从景德镇进口高岭土。而把康瓦尔所产之粘土称作“高岭”，则很可能是英国人把中国高岭一词冠于欧洲同类粘土的第一例。可知早在康熙末和乾隆早期，高岭已在法、英等国成为瓷用粘土的命名地了。
  
　　1867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约翰逊(S．W．Johnson)和布莱克(J．M．Black)《论高岭石与细块高岭土》一文，文中把组成高岭土的粘土矿物称作高岭石(Kao1inite)。从此以后，“高岭”又由陶瓷界延伸到矿物学领域，始成矿物学术语——“高岭石”的命名地。1869年10月，德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Richthkofen  ferdinand)访问景德镇和安徽祁门，并著文介绍瓷石和高岭，还根据汉语高岭一词的读音译成今天通用的英文Kaolin一词。由于作者是地质学者，该文又是西方地质界从岩石学角度介绍中国高岭土的第一篇论文，所以以后欧美地质学者们使用的Kaolin，都来源于李希霍芬。 “高岭土”这一名称在各国通用，但也有例外；比如伊朗就不叫高岭土，而把它叫作“中国土”⑩。但不论如何，它的名称却总是和中国紧相关联的。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多采用扫描电镜和x光衍射观察高岭山之高岭土的矿物组成，1981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陈开慧、夏怎琤同志鉴定高岭清末与民国初年的三块不子时，发现其矿物组成主要为埃洛石，其次为雏晶高岭石和水白云母(陈开慧等《景德镇高岭村高岭土矿床及高岭土矿物研究》，景德镇硅酸盐学会1981年排印本)。地质矿产部矿床地质研究所吕达人等先生则从高岭山明清采掘故址肖家地段取样，发现其矿物组成有高岭石。(照二0上海科技大学李中和等同志亦从该地取样观察,发现其矿物组成有以水高岭石为主的,亦有以高岭石、伊利石等为主的(李中和等《景德镇高岭村高岭土矿物相的研究》,《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2年第3卷第1期)。如果把这些情况和以上文献联系起来观察,使我们确信世界通用的Kaolin和Kaolinite两词必然是以中国著名的高岭土的产地----景德镇高岭山而命名的。前几年,国外有位粘土专家测试高岭山某坑位的土样,发现其矿物组成为埃洛石之后,即撰文怀疑高岭山为kaolinite和kaolin的命名地。我们以为这一怀疑,是因他对高岭土的应用历史以及高岭山复杂的地质情况缺乏较为全面的了解而造成的。
  
　　第八章  高岭土与景德镇元明清制瓷业
  
　　第一节  高岭土是衡量元以后景德镇窑业兴衰的标尺
  
　　高岭土，从矿物学角度看，有所谓次生与原生之分。次生高岭土以膏泥形态赋存，而原生高岭则多为沙土状，混杂于石英颗粒之中，只有淘去沙石才能获得净泥。因此次生高岭容易被人们发现利用，其使用年代有可能早于原生高岭。
  
　　从考古发现与对古器物进行观察、测试所取得的资料来看，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们，远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开始使用了次生高岭土；仰韶时代的那种白衣陶器上的白衣，可能为高岭土涂饰，但只是作为化妆材料而已。河南安阳出土的殷代精美的印纹白陶，可以确定为纯高岭土制作。但由于高岭土中的碱金属和碱土金属氧化物的含量极少；三氧化二铝多高达30～40％，其耐火度为1700度以上，人们单独使用它虽能烧造出白色器皿，但究因其烧结温度过高，难以形成新的人造材料。因而用纯高岭土制造的器皿，吸水率很高，还不如普通陶胎结实。这样，它对制陶业来说，意义就不甚重大了。
  
　　从许多考古报告来看，真正的瓷器(即器胎吸水率低于0.5％，透光度良好的瓷器)是由我国出产瓷石的地区的陶工们首先使用瓷石这类原料制成的。它的出现似和高岭土无关。前些年，考古界讨论瓷器的定义时，提出了一个是否使用于高岭产作为区分陶和瓷的标准，看来似与历史实事不甚吻合。
  
　　虽然瓷器的出现和高岭土的关系不甚明确，但是当铝氧含量较高、厚度有限的上层瓷石被早期的陶工们用完之后，高岭土就成为制瓷业中生命攸关的原料了。正如殷宏绪在1712年的书简中所记述的那样：瓷石(白不子)是瓷器的肌肉，而高岭则是瓷器的骨胳。周仁先生在研究清初瓷器的化学组分之后也说：“由于大量使用高岭，瓷石在胎中主要是起熔剂作用。”○这样一来，高岭土的来源与质量就可以作为测量景德镇元代以后窑业兴衰的一把标尺。
  
　　现以文献与窑业遗物为依据，对该镇十四——十九道世纪使用的高岭土与制瓷业的波动趋势。略作考察如下：
  
　　第二节  麻仓土与景德镇14——16世纪的制瓷业
  
　　第一期为13世纪—14世纪56年代：
  
　　本文在第四、五章以为，景德镇陶工最初是在麻仓一带发现高岭土的。其年代可能在13世纪末或14世纪初。并为浮梁瓷局所垄断。14世纪50年代后，浮梁一带被元末农民起义军占领，瓷局结束。在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前半期，元廷垄断麻仓高岭土达半个世纪之久。其间，民营窑场不得问津。
  
　　就景德镇市区与湖田窑元代遗存出土的瓷器来看，凡印有五爪龙纹、招府铭文的日用瓷以及大件青花瓷残片(与伊朗、土耳其传世的元青花大件瓷器类似)，胎质细白，铝氧含量高达20％以上(详表一)。其他产品虽有白胎和黑胎之分，但白胎的白度与细度难以和上述瓷胎相比，黑胎则近于陶胎。由于原料低劣、加工草率，器型笨拙，有不少器皿连圈足也不旋挖，出现了景德镇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质地特粗的实足碗。
  
　　明初人曹昭在《格古要论·古窑器论。古饶器》记述“御土窑”时说：  “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  “……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学者高”‘：他显然是就浮梁瓷局的产品而言的。而孙瀛洲先生在谈到整个景德镇元代瓷器时说“精者甚精，粗者甚粗⑤的论断，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元代瓷器的面貌。显然这一时期的景德镇产品是官窑器极精，民窑器特粗。这种精粗悬殊，当与官府垄断优质高岭土不无关系．
  
　　第二期为1352年一1402年
  
　　至正十二年(1350年)三月二十七日，红巾军首领之一的项普略攻克浮梁。至1357年,该地一直在战争中。②1360年李庸守浮梁，形势渐趋稳定，至正22年(1362)以后，生产得到恢复并有某种程度的发展②，在1402年明王朝建立御厂之前‘元王朝的所谓“御土”和浮梁磁局的官匠当散落民间。瓷局不存，民窑的自由更多，其产品的质量必有所提高。但由于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具体遗物研究不够,因此面貌尚不清晰。但随着景德镇印刷机械厂和红光瓷厂十四世纪后半期窑业遗存的发现和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沙捞越等地这一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的大量出土,预计将会有新的认识和评价。
  
　　第三期为1402年一16世纪初
  
　　1402年是明代御厂建立之年。关于御厂的始建年代,明、清文献有六说：  1、洪武二年。2、洪武25年。3、洪武末。4、洪武35年(即建文四年)。5:宣德初。6、正德初。以上各说目前以洪武35年为多数人接受，在未作详细考证之前，我们暂从这一说。由于御厂建立后必须使用优质高岭土，元代的“御土”必在此时为明御厂垄断，即明代文献中的所谓“官土”。
  
　　这一期间的永乐、宣德、成化御厂瓷器极为精致，文献多有记载，早已成为烩炙人口的艺术珍品。就近几年我们在景德镇珠山路明代御器厂前院和珠峰东侧发现的官窑残器来看,永乐——正德官窑瓷器胎质细腻、白度极高。永乐靶杯口沿厚度仅0.8毫米，成化小杯、碗通体厚度多为2～0．6毫米，胎中铝氧高达21.24％，若非使用优质麻仓高岭断难制出。
  
　　同期民窑虽也制造白釉器与青花瓷器，但由于制胎时使用的是“假土”(即假官土——麻仓附近所产的次等高岭土)，胎釉的白度不高，青料呈色暗淡，纹饰亦步御厂瓷器后尘，装烧时多采用沙垫，极少使用垫饼，足见当时原料珍贵。这一期间的民窑很难见到佳器，亦无见诸文献的著名窑场。即使如此，但其时民窑器亦较元代粗器有所进步。
  
　　第四期为嘉靖——万历前期
  
　　清·唐秉钧《文房肆考》卷三：
  
　　靖窑回青盛作，幽菁可爱。……然当麻仓土将次告竭，饶土渐恶，体质较之宣器大不相侔，制度亦不及宣德远甚。
  
　　明·高濂《遵生八笺·论饶器新窑、古窑》谓:
  
　　世宗青花、五彩二窑，制器悉备。奈何饶土入地渐恶，较之二窑往时代   (指宣、成)不相侔，制度亦不及宣德远甚。
  
　　第五章曾引康熙《浮梁县志·陶政》，谓万历十一年时，“麻仓老坑土膏已竭”。由于麻仓老土采掘已两百余年，资源渐近枯竭，质量变劣，嘉靖、万历间的官窑已不能和永乐、宣德、成化时相比了，是所谓御器质量下降的时期。但就景德镇董家坞窑的遗存来看，该民窑在这一时期的产品已较上期考究，有逐渐精致的趋势。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五载：崔公窑：嘉(靖)、隆(庆)间人，善治陶，多仿宣(德)、成(化)窑遗法制器，当时以为胜，号其器曰“崔公窑瓷”，四方争售。诸器中惟盏式较宣、成两窑差大，精好则一，余青(花)、(五)彩花色悉同。为民陶之冠。以上是麻仑土风行期间的官、民两类窑场的大致概况。
  
　　第三节  高岭土与景德镇17——18世纪的制瓷业
  
　　高岭土大量应用约为万历中后期——清乾隆。
  
　　麻仓土告竭之后，景德镇陶工旋即在高岭山找到了优质高岭土。前引《浮梁县志·陶政·陶土》条谓：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镇土牙戴良等要督陶太监潘相收高岭土为官业，后因叶云仍与周起元力争，明廷收回命令。不过明廷还檄不是出于仁慈,而是由于形势所迫。因为其时武昌等地民变纷起，明政权己在风雨飘摇中。由于朝廷不能垄断高岭，民窑的优质高岭土来源空前广阔。再加上隆庆间开海禁，那些“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来耙”(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海澄县志》)的冒险家们给景德镇瓷器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因而窑业得以蓬勃发展。其时的官窑瓷器质量平平，而同期的文献中则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民营窑场。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谓:
  
　　浮梁人昊十九者，……隐陶轮间，与众作息。所制精瓷，妙绝人巧。尝作卵幕杯，薄如鸡卵之幕，莹白可爱，一枚重半铢。又杂作宣、永二窑，俱逼真者。
  
　　《景德镇陶录》卷五：
  
　　周窑：隆(庆)、万(历)时人，名丹泉。本吴门籍，来昌南造器，为当时名手。尤精仿古器，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周亦居奇自喜，恒携至苏、松、常、镇间售于博古家，虽善鉴别者亦为所惑。有手仿定鼎及定器文王鼎炉与兽面朝耳彝，皆逼真无双，千金争市。迄今犹传述云。
  
　　除上引各窑外，还有吴明官(详明·张岱《陶庵梦亿》)、陈仲美(详《阳羡茗若陶录》、《景德镇陶录》)等窑，亦称著一时。
  
　　以上民间名窑的涌现，是景德镇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亦是中国制瓷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明晚期的标志之一。
  
　　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窑场多分布在景德镇市内和董家坞、观音阁一带，其窑业遗存堆积丰厚，产品洁白细薄，制作精巧。彩绘风格自由豪放,与官窑不同，却又可以和官窑媲美。最近，由我们提供标本，轻工部陶研所测试观音阁出土的一件晚明青花残器，铝氧竞高达27％○，可见当时的民间窑场对高岭土的用量空前增多。
  
　　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谓嘉靖～万历间景德镇瓷器市场：
  
　　其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而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
  
　　由笔者提供标本，经景德镇陶研所1982年9月测得晚明青花瓷胎化学组分为：
  
　　SiO2:66.94A1203:26.70,Fe2O3:0.72,MnO:0.16,CaO:0.56,MgO:0.09,K20:3.09,Na2o:1.89.烧失0.20,总量100.35。
  
　　《天工开物，陶埏》谈到明代南北诸窑时说：
  
　　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
  
　　明万历二十五年王士性《广志绎》卷四谓：
  
　　偏(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
  
　　同书卷一又谓：
  
　　天下码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浮梁
  
　　之瓷，……温州之漆器。
  
　　经过明末清初的大乱，景德镇趋于稳定之后，顺治间，清王朝沿袭明制，置御窑厂于景德镇。＠康、雍、乾三代是众所周知的所谓中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其时的官窑尤其是雍正官窑器白度极高(77％)，烧成温度达1300℃，瓷胎中的铝氧竟然高达30.5％，高岭用量极大，其瓷胎的物理性能都己接近、有些还超过了现在优质硬质瓷的技术指标(详周仁《清初瓷器胎釉的研究》，《景德镇瓷器的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北京版)。民窑产品也较前有所提高，许多鉴赏家都认为其时“官窑往往不如客货”。
  
　　这一时期的前阶段，民窑产品优于官窑，后阶段则出现“官民竞市”，可见官、民制品并精。
  
　　第四节  星子白土与景德镇19世纪的窑业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是景德镇窑业的衰落期。以往的陶瓷史家们在探索其衰落原因时，多从“国力不足”方面去考虑。但该镇部分族谱与石刻以及有关的地方志却透露了其中的真消息。
  
　　清·光绪高岭《冯氏宗谱》卷三《冯光发传》谓：
  
　　光发，乳名星，……殁于乾隆壬子(1792年)。因土名麻石坳等处之山，被婺邑在山搭有蓬厂数百，人数千，强取磁土，伤害数村来脉，并伤田租二万八千零，强横无敌，事延三载。系星舍身丧命以救数村人烟居住之生，蒙本省大人乐，又蒙县宪田  同南昌张  审结究办。嗣后奉示严禁，不许挖取。
  
　　1978年，我们在鹅湖公社的另一高岭土产地李黄调查古矿洞时，在其清源道观左墙上发现乾隆五十九年(1794)石碑一方，碑文谓：“
  
　　调浮梁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田  为勒石严禁开挖磁土，以护土墓，以杜事端。”
  
　　照得浮邑境内山场多产磁土，每有棍徒钻谋开挖，无知业主贪利租售，以致侵碍良田，损伤坟脉，讼端繁兴，贻累无休。近有婺源民人洪光祖等谋挖高岭、天宝堂等山，酿成命案。业经本县勘明封禁在案。
  
　　兹据……职员冯日淳……等，以兴义、锦义、义合、丰田等都所有山场田地皆系龙脉攸关，从未开挖。……今公众议明立约，东自五花尖，西至大石坞，南自分水绛（山降合）“北自黄茅(山降合)……至李黄(坊)陂庙下为界。……嗣后各宜恪遵约载四界，不论大小山场，俱须照契管蓄，不许租挖磁土致碍田墓。即攸将山出卖，亦不论附近有无田墓，务于契内载明买主不得挖土字样，仍着立约人等互相稽察。倘有无知业户听信棍徒钻谋租挖，许即呈约指名赴县禀报，以凭拏察。慎勿徇隐以及藉端诬累，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把以上碑志和家谱记载相印证，可见在乾隆后期，不独高岭，甚至连李(黄)坊一
  
　　带也被江西省布政司和浮梁县严禁开采。
  
　　高岭封禁之际，十八世纪末的景德镇开始使用大洲高岭土(大洲高岭始见於《陶
  
　　录》)，也许是质量不好，淘洗出土率较低(13％左右)，不久便大量使用星子高岭。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南康府志·物产·附白土案》记道光时南康府查讯案情状谓：
  
　　据举人汪自清……等供称：庐山白土历来无人开挖。自夏家垅夏姓在景德镇烧窑，始取白土运赴景镇售卖，获利数倍。以后即有星(子)、都(昌)两县民人徐坤牡等陆续在南排岭、七溪垅、五福港、余家斜等处开设数十厂。
  
　　《白土案》又引道光二十一年都昌县监生徐坤牡等呈文谓：
  
　　缘生等取星(子县白)土造瓷，年久相安，毫无干碍。
  
　　前引同书录道光十九年巡道德  札谓：景德镇无论精粗瓷器必须使用星子高岭。
  
　　把这两条记载与前面文献相印证，星子高岭当崛起於高岭、李黄封禁之后，夏姓开挖当在嘉庆左右。可见乾隆后期至道光间，景德镇各窑所用之高岭土多来自庐山星子县。当我们明白了这段史实后，便可把它和明代的麻仓土与清初东埠高岭土和清后期星于高岭土相比较了。前引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砂土》记麻仓土谓：
  
　　麻仓官土一百斤值银七分，淘洗净泥五十斤，曝得干土四十斤。
  
　　前引《南康府志·白土案》谓：
  
　　各厂俱在贴近港堰处开池堵水淘洗，三分成土，七分成沙。
  
　　可见晚清的庐山白土比明代麻仓高岭土出土率低10—20％。若再从运输线路上看：麻仓、高岭二地所产之白土，明清两代均经水路顺流“艇运至镇”，离镇45公里，“冬秋水干四日至，春水一日半至”。  (乾隆《浮梁县志·陶政。陶土》)
  
　　星子高岭离镇200公里，水路经波阳由昌江至镇，其航程4倍於麻仓或高岭。进昌江后为逆水，其延长时日可以推知。星子高岭的出土率低，运输线路长，其价格当数倍于明代和清初的麻仓土与东埠高岭，可知晚清瓷器的生产成本必比晚明——清初要高得多。。
  
　　如果把明——清初人及清中后期人记述景德镇的文献两相对照，似能窥见这两个时期的窑业差异。
  
　　明，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谓：
  
　　余尝按行列郡，民惟饶州稍富，彼亦以其地出陶，民得厚利。
  
　　明·王世懋《二酉委谭摘录》谓：
  
　　景德镇，天下窑器所聚，其民殷富甲於一省。
  
　　康熙《浮梁县志·疆域·风俗》记景德镇风俗谓
  
　　其民少本业趋末，作陶器收四方之利，……食货之所需，满于市求之便，其不为侈靡者鲜矣。
  
　　但至嘉庆、道光间，情况就于以上不同了。
  
　　清·吴允嘉《浮梁陶政志》(道光十一年《学海类编》本)谓：
  
　　景德镇—隅之地，四方商贩瓷器者萃集於斯，庐舍稠密，烟火相望，其实无一富户，执役最为劳苦。
  
　　为什么晚明、清初与清后期的景德镇相差如此之大呢?吴允嘉充满怜悯的记述当于瓷用原料——高岭土的来源和价格不无关联罢。
  
　　但是，运输线路长、成本必然高昂而质量又不如麻仓与高岭山的星子高岭亦於道光廿年全面封禁。其理由谓：
  
　　挖取白土，伤残龙脉；洗土淘沙，冲塞山涧。以致堰水不通，农田受害，于地方大有关碍。(《南康府志·白土案》)
  
　　更有趣的是星子县土著地主称：
  
　　庐山为合邑地脉，风水所关。从前星子每逢乡会试，科甲尚不乏人。自开挖白土以后，历科脱榜。城乡贸易之人亦日渐萧索。然风水之说尚属渺茫，惟农田庐墓赋命攸关。  (《南康府志·白土案》)
  
　　而当时的官府决定封禁，当然不是出于渺茫的风水之说，而是鉴於矿业破坏了生态平衡，影响田赋收入。因为堵水淘洗有碍灌溉，尾砂流布致使沃土硗瘠。
  
　　又，《南康府志·白土案》录道光二十年星子县民项家福呈文谓：
  
　　本年因土乏用，各窑关闭数十家，现存不及一半，转瞬一、二年歇业，自必殆尽。民窑既尽，官窑从何烧造?此理易明。且景镇靠窑谋生者不止数十万人，一经歇业。此辈从何安置?其祸不可胜言。项家福的这段呈词虽然有警告或者说威胁官府的意图，但却真实地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夕的景德镇因星子高岭的来源断绝而出现空前的恐慌。
  
　　第九章  结    论
  
　　本文在以上各章围绕着有关高岭土的若干问题，对景德镇十至十九世纪近千年的白瓷瓷胎原料和制瓷业的兴衰作了一些粗略的探索，现小结如下：
  
　　1.景德镇五代出现的优异的白瓷一直到南宋的芒口影青瓷，均采用瓷石类型的原料制胎。五代一北宋瓷胎多用表层瓷石，而南宋的则以中下层瓷石为主。并指出：“景德镇唐宋时代瓷器是由瓷石加入少量高岭土制胎”的看法与古遗物和古文献不符。
  
　　2.认为高岭土引进瓷胎与二元配方法(即瓷石加高岭的制胎法)确立的年代，至迟在元泰定间(十四世纪20年代)，但不会早于元初。由于高岭土的引进，挽救了景德镇南宋以来制瓷业出现的原料危机，是元代瓷业生产高度发达的标志。并以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为依据，推测元代的高岭土是从麻仓取得的，和明代中期以前官窑使用的相同它以土膏形态赋存，其出土率高达40％，可能是伟晶岩的风化物。十四世纪的景德镇，称这类高岭土为“御土”，十五、十六世纪则称“官土”或“麻仓土”。
  
　　3.考证举世闻名的高岭山之高岭土约在明万历间发现并应用，支配景德镇约两个多世纪。关於“高岭”这一专门术语，在国外约形成於18世纪初期，与法国神甫殷宏绪在1712年介绍景德镇的著名书简有关；在国内则在高岭山被封禁后的乾隆、嘉庆之际，是随着星子白土与景德镇大洲高岭土的应用而出现的。故高岭山为高岭土的命名地。
  
　　4.通过对景德镇历代白瓷瓷胎原料变迁的考察，认为瓷石矿在10一13世纪对景德镇窑业有决定性的影响。十三世纪以后一直到今天，影响景德镇窑业的主要因素是高岭土。并以文献和考古资料为依据，把景德镇窑业划分为二个历程，10一13世纪为第一历程，是景德镇窑业由初级到高级再转向低落的时期。第二个历程为14～19世纪。14～16世纪，由于麻仓土的引进，景德镇瓷业再度兴盛。但由于官府垄断，出现了官窑瓷精、民窑瓷粗的局面。17～18世纪，由于高岭山高岭土的开采，官府不得垄断，景德镇窑业得以蓬勃发展，是为民窑胜於官窑或官民两窑的极盛期。19世纪以后，由于星子高岭质量低而运输线长并时开时禁，是景德镇窑业的低落期。这一时期的窑业不能与元、明——清早期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