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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的研究，可以说，从浅层次而逐步向深层次的深度、广度

                 拓展。鉴定的水平，也是由表及里，从一般的古玩角度，逐步向考古类型学研究入手，对瓷器进行科学的总审。使鉴定的结论更符合历史事实。鉴赏的水平，也随着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博物馆、收藏家所收藏的越窑瓷器，则是为研究、鉴赏创造了条件。
                 　　一、越窑的研究
                 　　越窑的研究，可以说，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而逐步得到开拓与深化。陈万里先生是研究越窑的“导事先路的拓荒者”，在解放前，他的《瓷器与浙江》、《越瓷图录》等著作，为研究越窑，开辟一条不同于前往文献著录、考订的新的研究途径--田野考古调查。
                 　　回顾浙东地区对越窑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当时越窑中心产地，上林湖造水库，文物部门派员首次深入调查，发现２０余处古窑，发表了《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１］、《余姚窑瓷器探讨》［２］。
                 　　６０年代瓷窑考古深入到上虞、鄞县等县，有《记五代吴越国另一官窑——浙江上虞县窑寺前窑址》［３］、《浙江鄞县古窑址调查记要》［４］等文。
                 　　７０年代，对原始瓷窑进行了调查、发掘，代表作有《浙江绍兴富盛战国窑址》［５］。首次揭开了龙窑的构造与规模。
                 　　８０年代开展的文物大普查，可以说是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考古调查。仅以宁波地域为例，当时我主持这次大普查工作，仅古窑址一项，在慈溪市上林湖和四周，查获古窑２００处左右。我们邀请了省考古所朱伯谦先生参加调查，这样一个一个窑址的考古调查，不仅采集典型的标本，而且作了实测记录。此后，对１００余座典型窑址标本，集中在宁波保国寺作了为期三个多月的排队研究。“成熟瓷器东汉说”、“越窑中心说”等新观点得到了确立。《浙江宁波瓷窑址概述》、《勘察浙江宁波唐代古窑的收获》、《浙江宁波云湖窑试掘》、《越窑窑具文字调查研究》等文章，反映了这次考古调查的部分成果。
                 　　中国硅酸盐学会为编写中国首部《中国陶瓷史》，在编写小组成员之一的朱伯谦先生带动下，在宁绍地区开展了早期越窑遗址的发掘，先后在上虞发掘了东汉、吴、西晋时期早期越窑的窑址，在宁波江北区也发掘了早期越窑汉窑遗存。《浙江上虞发现的东汉窑址》［６］、《浙江宁波汉代瓷窑调查》、《浙江宁波汉代窑址勘察》等文，反映了汉窑遗存考古发掘研究的部分成果。朱伯谦先生发表的《试论我国古代龙窑》［７］，反映了浙东龙窑的结构与面貌。由朱先生编《中国陶瓷·越窑》图录，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越窑精品的汇集，为越窑向国内外发行第一本精美的图录，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影响十分深远。
                 　　９０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报告、论文有《古瓷中的瑰宝--秘色瓷》［８］、《谈越窑青瓷中的秘色瓷》、《越（明）州'贡窑'之研究》、《上林湖窑晚唐秘色瓷生产工艺的初步探讨》［９］、《浙江宁波东钱湖窑场调查与研究》、《越窑生产的黑釉瓷》、《越窑青瓷铭文之研究》、《论早期越窑青瓷》［１０］、《论越窑青瓷的装烧工艺》［１１］等。
                 　　通过各类遗址发掘，研究越窑的代表作有：《浙江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报告》、《浙江宁波和义路遗址发掘报告》等。《从宁波出土文物看浙江青瓷的外销》、
                 《浙江制瓷文化东传朝鲜半岛之研究》（上述文章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香港特区用多国文字发表转载）；《青瓷与越窑》专著，则是２０世纪，特别是８０年代以来研究越窑成果的体现［１２］。
                 　　二、越窑的鉴定
                 　　瓷器的鉴定是一门科学，是古器物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考古发掘的古墓葬、古遗址、古窑址中出土了不少各个窑口的瓷器制品，有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器物，这些器物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标准器。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流散文物中的瓷器制品，在器物的鉴定中，要掌握造型、纹样、胎釉、装烧工艺与款铭五大要领。这五大要领要互相有机的结合。
                 越窑分为早期越窑、越窑、越窑仿品识别三个方面。
                 　　（一） 早期越窑的鉴定
                 　　早期越窑的时限，从东汉成熟瓷器起至隋代。
                 　　（１） 造型与装饰艺术。
                 　　造型与装饰往往密切联系。东汉晚期瓷器的造型，多来自原始瓷制品的延续。主要有：
                 　　垒、五联罐、钟、虎子、香熏等，井、灶、等冥器制品。。垒器身的肩部、腹部拍印席纹、蝶形纹、梳纹、方格纹、菱形纹、蛛网纹、叶脉纹、网格纹等，从工艺角度观察，这类纹样多见于泥条迭筑的制品。到吴时已消失。瓷钟的造型与陶钟相似，瓷质的钟最早出于永初三年（１０９），鄞县出土的青釉钟，体积特小，底部假圈足，足部刻隶书“王尊”两字，吴时已不见。
                 　　五联罐是从五罐瓶发展而来，出土的有青瓷和黑釉两类制品，除五个管外，在四周堆塑猴子（似人状）、爬虫和鸟类。这类五联罐，东吴时，五管变小，往往被堆塑的小罐、飞鸟、活动胡人等形象所占踞，吴早期罐中部出现屋檐，下部堆塑人物、熊、狗、龟、蛇等动物。中晚期，罐下层堆贴内容更丰富。有人物奏乐、杂耍、仙人等，上层出现歇山顶建筑，中部楼阙增加，多至五、六层。下部人物动物繁复。西晋时，人物堆塑罐的五个管为亭、台、楼阁所取代。到西晋永寿七年（３１３）以后，堆塑罐消失。新出现“井”，实际上是一个罐，这种瓷井出于熹平四年（１７５）墓。瓷灶也是由陶灶演变而来，造型呈船形，因此又称船形灶。有的在灶上划刻鱼、肉图案。灶上饰鱼、肉，既点明它的用途，又祈求死者生活富裕，常以鱼肉为食，寓意深刻。绍兴红山东吴墓出土灶，灶面上刻录书“鬼灶”。其实在公元１７５年前，已生产这类鬼灶。
                 　　东汉晚期虎子的造型，基本上承袭了西汉时铜虎子形象。造型是比较简单，横卧圆筒体，前面向上有一个突出的，微微向上翘的圆形口，背部装提梁，没有虎形装饰。东吴早期的赤乌（２３８——２４９）时，虎身还是圆筒形，但已开始呈蚕茧形演变趋势，光素无纹。器口基本不见虎头装饰，只是提梁作奔虎状或卧虎状。晚期，虎子器身完全呈蚕茧形，腹部两侧出现刻画羽翼纹。西晋太康九年（２８８）开始，在中部作成张嘴或筒口的虎头，此后虎头逐渐缩至口上部，提梁印绞索或方格纹。东晋初至咸和四年间，虎子已作无头形制，咸康后纪年墓中不见虎子。南朝虎子趋圆形刻莲瓣纹。
                 　　香熏，在熹平四年墓出土的为褐釉。到了东吴时基本造型未变。西晋元康朝出现三熊足的承托盘，香熏炉身为三排三角形楼孔，东晋时增至四层枫叶楼孔或山峰式鸟钮豆形等。南朝纪年墓中不见香熏。东吴永安六年（２６３）时出现了新的器形如格盘。甘露元年（２６５）勺、熊形灯。凤凰二年（２７３）蛙形水盂以及尊、三足砚、猪圈、鸡笼、栏圈等。这些都是动物形象作整体造型的典型。东晋时冥器消失。在鉴定中,注意造型的演变。罐、壶类，东吴至西晋时较矮胖，东晋时器形逐渐增高，至南朝器形演变成瘦长、大口、大平底。
                 　　鸡头壶，也称天鸡壶，纪年者见于西晋永宁二年（３０２年，实为太安元年）墓伴出。余姚肖东五星墩，出土的青瓷提梁盘口鸡头壶，是件绝品。宽敞的盘口之上，以黄鼬躯身为提梁，肩部鸡首，肩腹部雕有正在啼鸣的鸡首和尾巴。羽毛丰满，形象逼真。装饰艺术题材特殊，别具一格，为鸡头壶中所罕见。东晋时的鸡头壶（盘口壶），在南京东晋墓出土的鸡头壶，底部刻“罂主姓黄名齐之”七字，可知这类造型器物东晋时称为“罂”。这时壶身变大，前装鸡头，引颈高冠，后安圆股形把手。到东晋中晚期，把柄端饰龙头和熊纹。鸡头壶到隋代，演变为盘口、细颈、圆腹、饼形足。肩部安双系。颈下有象征性的鸡头，把手装于盘口之上，是隋时鸡壶的代表作。
                 　　盏托出现于东晋，盛行于南朝。南朝盏与托盘，往往器表都刻莲花瓣。关于褐釉点彩，过去在鉴定中都定在西晋晚期，盛行于东晋，自从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２７０）墓出土青瓷双系彩绘羽人佛像壶，把早期越窑褐釉彩的出现时间提前到了东吴晚期。
                 　　（２） 胎釉与装烧工艺
                 　　早期越窑的胎体，由于瓷土采于当地，因此从化学测试结果表明，胎质灰白，由于烧成温度的影响，如温度没有达到要求，就会出现米黄胎等现象，胎体从东汉晚期成熟瓷器到隋代，可以说变化实在不大。对于早期越窑的釉，多为青色，也有青灰，青黄和黑釉制品。早期越窑的施釉都不到底，这与当时施釉技术有关，在无釉的胎体上，可以见到淡红色的胎体，若是现在仿制品，就做不出这种现象，对鉴定真伪是很重要的一条。对装烧工艺的判断，有利于相对年代的确定。
                 　　早期越窑的装烧工艺，可以概括为三大特点：
                 　　第一，明火迭烧。正因为明火迭烧，器物在窑炉中直接与烟火灰尘接触。因此在器物釉面上不免有灰沙之类细小的残留。这与越窑时代匣烧制品的面目完全不一样。越窑釉面光亮、莹晶,有的可以达到“似冰”“类玉”的程度。明火迭烧是不可能达到上述水平。
                 　　第二、泥点间隔支烧。早期越窑在器内均为满釉，而器外，半釉或釉不及底。在装烧过程中，为了避免制品的互相粘连，因此，窑工们发明创造了使用支烧具，这类支烧方法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发明。从绍兴春秋战国原始瓷窑址中，发掘与实物证明，当时为了迭烧，防止制品粘连，器物与器物之间，用陶土、瓷土粉或作成圆珠形，垫在二器之间，这种泥珠硕大，大者如小饼有四、五公分。早期越窑的历史阶段中，可以说一直延用了这种类型的支烧具。因此，在一个碗与一个碗支烧中，成品中就可以残留了二种现象，（１）即在碗的内底遗留了圆圆的泥点印痕；（２）在碗的外底由于没有上釉，在泥点支烧的地方虽然没有遗留残迹，但从化学反应中呈现了粉红色、或淡红色或称火石红的印痕。这种印痕的多少，形状大小均与支烧的陶珠、瓷珠等造型有关，并且支烧颗粒排列密疏有关。
                 　　第三、间隔窑具的支烧。随着制瓷业的发展和生产工艺的改进，在东汉晚期开始，工匠们又发明了间隔窑具。这类间隔窑具，由一个小小的圆饼，其饼上安三个乳钉，我们称为“三足支钉”。这类间隔窑具，虽出于东汉晚期，大量使用却在东吴时代。比原来泥点支烧的优点是：（１）接触面扩大，因此相迭得数量增加；（２）“三足支钉”是制好后，经过烧成，已变成坚硬的装烧的专门工具，它一般均用瓷土制作，所以与制品一样牢度，由于比泥点牢固，减少塌倒、压变形的情况。这类“三足支钉”在吴时大量使用，产量是增加了，但这一时期的制品中最大的特点，即在内底遗留了“三足支钉”的残迹，这为我们鉴定这时的器物又提供了特征。众所周知，迭烧时把“三足支钉”的圆饼面直接与平底碗的底部接触，另外三足与另一个碗内底接触，由于一个一个往上迭，重量不断增加，待窑炉烧成温度，达到釉胎熔合阶段时，这三足直入胎体，烧成后，只得将三足拔出，有的粘釉就得敲掉，留下的凹窝和遗留物成为东吴时期装烧的一个特征了。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晋时匠师们，发明锯齿形等间隔窑具，到南朝多为扁平形，上述窑具运用中，都与泥点支烧互相配合，原来只用泥点来隔开器物，现在再加上一个窑具，在这个窑具的接触面上排列泥点，其优点接触面大了，迭烧稳定，可减少倒塌的废品率；其留给我们的依据，是火石红或称淡粉红的泥点印痕。所以说泥点印痕的排列、大小形象可以为我们判断当时使用的是什麽式样的支烧具，由于支烧具有时代特征，也为器物烧造提供了相对年代。
                 　　（３） 铭文及纪年器
                 　　早期越窑器上的铭文，这为我们鉴定提供了直接的可靠的依据。在接触的制品中，鄞县东汉瓷钟底书“王尊”隶书两字，绍兴东吴瓷灶灶面上书“鬼灶”两字，上虞县东吴虎子上铭（纪年）“赤乌十四年（２５１）会稽上虞师袁宜作”。西晋人物堆塑罐上的龟趺碑铭文主要有：
                 　　绍兴出土的“永安三年时富且详（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万岁未见英”。平阳江山出土“元康元年八月二日起会稽上虞”。吴县狮子山２号墓出土“元康二年润月十九日起会稽”。吴县狮子山３号墓出土“元康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吴县狮子山４号墓出土“会稽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高迁众无极”。
                 　　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人物堆塑罐的龟趺碑上书“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乐极”。上虞龙山出土的人物堆塑罐上有两块龟趺碑，其书均与吴县狮子４号墓出土物铭同。
                 　　早期越窑窑址中的窑具、制品上的铭文，首次在慈溪东汉窑址中出现有徐师有、大、吉，鄞县东汉窑址出有王、章。上虞东吴窑址出有宜、贾。余姚市东吴窑址出有安、朱等铭文。
                 　　上面这些铭文，这无疑对我们在实际鉴定中，碰到类似的铭文时，对于判别、鉴定器物名称、年代、产地以及生产关系等，是有一定的借鉴。
                 　　对于纪年墓、纪年制品，无疑是我们鉴定器物，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可靠的依据。东汉纪年墓有：永平十年、永初三年、延熹七年、五年，初平元年、建安元年等，出土的各式各样罐、簋、钟、钵、耳杯、垒、五联罐、灶、井、香熏等。
                 　　东吴纪年墓有：正始二年、赤乌十四年、五凤元年、太平二年、永安二年、三年、四年、六年，甘露元年、宝鼎三年、建衡二年、凤凰元年、二年，天册元年、天玺元年、天纪元年、二年等。
                 　　西晋纪年墓有：太康元年、七年、八年
、九年，
                 元康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八年、九年，永康元年，永宁二年，太安二年，永兴二年，永嘉二年、三年、七年等。
                 　　东晋纪年墓有：大兴三年、四年，咸和元年、二年、四年，咸康八年，建元二年，永和元年、三年、四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升平二年、五年，隆和元年，兴宁二年，大和元年、三年、四年，太元二年、八年、九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二十年，隆安元年，义熙二年等。
                 　　南朝纪年墓有：初永元年、二年，元嘉五年，大宋丁丑年，元嘉二十四年，大明六年，泰豫元年（以上为宋）。永明元年（齐），天监元年、五年（梁）。祯明二年（陈）。
                 　　隋，大业三年。以上各纪年墓可详阅《青瓷与越窑》专著中纪年墓及出土器物（１９９９年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２月版）
                 　　（二）越窑器物的鉴定
                 　　越窑的鉴定也必须掌握五大要素。这就是制品的造型与文饰、装饰艺术与方法、釉色与胎体，铭文与款式五个方面。
                 　　1、 器物造型与纹饰。
                 　　造型与纹饰两者密不可分，是鉴定越窑瓷器的关键。再结合釉、胎、支烧工艺和款铭更为精确。
                 　　唐代越窑的造型，从总体上看廓线明快，秀雅端巧。碗的造型，从早期越窑的深腹型，逐步演变为敞口（侈口）、斜腹的浅腹型。初唐的平底器或假圈足，到了中唐时，假圈足中挖一个小浅孔，圈足形似玉璧，俗称玉璧底，同时开始出现矮圈足的环底碗。晚唐时碗的造型，不但延用了玉璧底、大环底外，而且出现了端巧美观的花口。特征是口沿作成四缺、五缺不等，在腹部与缺口相对位置压有突筋。总之从底足的变化，发展到口沿的变化，使碗的造型轻巧端雅，线条流利美观。
                 　　越窑早期的标准器，陕西礼泉县唐龙朔三年（６６３）墓出土的花口腕，口沿六缺、腹部六条筋，矮圈足。河南偃师杏园大历十三年（７７８）墓出土的鱼纹碗，在碗的内底刻绘一条游跃的鱼，自由流利、活泼可爱。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元和朝（８０６～８２０）文化层中出土大碗（洗）内刻荷花。
                 　　唐代晚期，碗类的器内刻划各类荷花、朵花、模印鹤、鱼等动物，形象生动活泼。“大中二年”云鹤纹“寿”字碗，与其共存的器物，成为鉴定的标准器。
                 　　壶类，从初唐开始，仍沿用了早期越窑的盘口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器型有硕大丰满变为瘦雅秀丽。到了中唐元和朝时，壶的盘口消失，为侈口（敞口）所代替，同时出现了六角形的短嘴和肩带状把，底部有的仍保留了平底，尔后也有平底变为矮圈足。这类造型的壶，文献上常常称为注子，即执壶。所以说由早期越窑的壶，到中唐元和朝时演化为注子，这是壶造型变革的转折点，也是执壶的造型与早期越窑的壶，造型完全变了一个面貌。
                 　　晚唐时期，越窑执壶，造型的基本格调不变，具体的线条变化多姿，使人感觉器形丰富多彩。仅举唐大中朝执壶器形为例，这时有凤头执壶、带流的瓜棱壶，筒口、双系、圈足壶，喇叭口、瓜棱、圈足执壶等。在唐代所有执壶中，惟独"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刻花执壶（朵花）是一件刻花卉的标准器，这类刻花，恰恰与宁波市和义路唐代“大中二年”、“寿”字纹碗地层，伴出的刻花盆、刻花碗、刻花盘的纹样，似出一人之手。
                 　　唐罂，在鉴定中有三类：
                 　　第一类，是以“元和拾肆年”铭罂为代表， 特点是在 颈部堆刻，戳龙纹、颈下部安四系。腹中刻铭文。另一件蟠龙四系特别长，按于颈至上腹，在系上部堆塑形象生动的蟠龙。
                 　　第二类，是线刻龙纹罂。蟠龙从颈中部到腹中，通体满布。
                 　　第三类，出于晚唐（９０１）墓中的褐彩云纹罂。这类罂从罂盖到罂身，通体绘了褐彩的云纹，精致、工整、其绘法、色彩与唐天复元年（９０１）墓出土的褐彩云纹钵形灯一样。这类褐彩云纹罂在五代时期，钱氏墓中也有出土。
                 　　五代时，执壶有三种形式。第一类，整个造型似一个倒挂的青（青釉）瓜，清秀美观。第二类，以东钱湖窑场出土为例，执壶制作极为讲究，不但造型规整秀丽，而且器身上刻着流利的云气、飞鹤及花卉。。特点之一圆嘴、扁带状把。执壶上“开光”出现于五代天福６年（９４１）。第三类，圆嘴、筒颈、鼓腹、圈足、扁带把。素面。
                 　　北宋前期，执壶承五代之“开光”在越窑中时常出现，出土于公元９９５年墓的“人物坐饮图”执壶，不但有相对的年代，而且在执壶腹部，四周线刻人物坐饮图，也就是把书画上的画面，移植到瓷器制品上，这属于首创。这种人物坐饮图，神仙活动图等执壶残片，在上林湖五代至北宋的窑址中，均有出土。为北宋前期（有学者划入吴越时期）秘色瓷的典型器物，也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样品。
                 　　北宋中期，流行双线开光，在开光内划花卉，盛行模印的小系。
                 北宋后期，执壶的造型虽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制作粗糙，颈肩连接处与腹底圈足连接处，往往不大规整。烧成后，由于制作没有像北宋前期规范端正，因此断脱明显。
                 　　晚唐时，大中朝生产的盏与托具，造型为最美。与“大中二年”铭碗共存的荷花盏，口作五缺，盏内刻花卉，也有素面，釉色青翠秀雅；托具器形作成卷荷叶状，圈足微微外撇。施青翠釉。这种造型似一朵荷花，似漂泊在水波荡漾的水面上。
                 　　五代时，托具的沿与托台以素面为多，盏则花口、撇圈足，以青绿釉为多。北宋盏，花口内线刻连环纹或四荷连环纹，托具的托台高突、托盘沿上线刻蜂花纹。和统十三年（９９５）墓出土的盏托具就是一个标准器。
                 　　盘，初唐至北宋早期，造型均为浅腹型。初唐以平底、素面为主，釉色为青黄占多数。中唐开始，出现矮圈足与玉璧底。晚唐时品种增多，常见有玉璧底刻花盘，圈足划花盘，委角盘和花口盘等。唐咸通十五年，法门寺地宫埋藏的，花口秘色瓷盘是标准器。五代时出现方形委角迭盘，盘身有镂孔，此种盘最早为天福六年（钱氏墓出土）。北宋时纪年的花口牡丹纹盘、花口双蝶纹盘、花口菊团纹盘、鹦鹉纹盘、龟荷纹盘、丁字款盘以及咸平元年（１０００）墓出土的龙纹大盘等，均为鉴定对照的标准器。
                 　　水盂，初中唐时期多为素面。晚唐出现四蹄足，五代，有刻莲瓣水盂。北宋时水盂四周“开光”，内刻牡丹花等。
                 　　盒的造型呈扁圆。晚唐时品种极为丰富，不但有中小型成套盖盒、油盒和印盒，而且纹样以刻花为主。北宋咸平三年（１０００）出现云鹤纹迭盒。北宋粉盒盛行，纹饰有凤凰、牡丹、双蝶、鹦鹉、菊花等。
                 　　２、 装烧工艺的特点
                 　　在鉴定中，辨别器物的装烧工艺，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每个窑口，装烧工艺除共性外，还有其独特的个性，就越窑的装烧工艺而言，恰恰为我们鉴定提供了可靠的，明显的依据。
                 　　 装烧工艺，
                 在中唐晚期以前，是承早期越窑的明火迭烧工艺，中唐元和朝发明匣钵装烧，这是一次改革，也可以说是一次装烧工艺的革命。越窑的匣烧工艺，不仅仅促使产量提高，而且使越窑烧制的制品质量，上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
                 　　匣烧工艺，使制品带来的质量提高，有二个明显的特点：
                 　　（１）早期越窑出现的器内支烧印痕（包括中唐以前），使用匣烧后，从此器内的印痕消失了，使器内光洁美观。这个特征断定都是元和朝以后的制品。
                 　　（２）匣烧工艺烧制的器物，其外底部都应该有支烧泥点的印痕。这个印痕的大小与形式，对我们了解它制作年代，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初唐时不用匣钵，明火迭烧，使用的间隔窑具硕大，所用泥点分隔颗粒也就粗大。中唐后期到晚唐，大量采用匣烧工艺，用薄形间隔具，因此，泥点分布，亦采用了比豆状更为好看的松子状泥点，排列细密。这在圆形垫具上，遗留的印痕就是例证。匣烧的玉璧底碗、盘等器物外底，呈微微的粉红色颗粒状遗痕，这种遗痕是胎体中氧化铁的反映。
                 　　五代时期，越窑生产器皿不但品种丰富，而且釉色青翠、湖绿。在间隔窑具制作上，也应物制宜，极其规整，所遗留的泥点、支烧印痕也与晚唐时期大不一样。这与五代时，在匣内装烧中采用了扁平、扁饼形式间隔具分不开。
                 因为扁平，散布的泥点多呈松子状，排列有规律，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五代前期；五代后期，上林湖、东钱湖与上虞的典型窑址遗存，与纪年器物支烧泥点，表明泥点已演化为条形，这种形式的泥点印痕，在盘、碗、盒、罐一类制品底部，一般四条、五条不等，中间有空隙，这种支烧印痕的时代，在吴越开运朝后还在沿用。
                 　　北宋前期，由于越窑匣烧工艺发达，各窑场大量使用薄形的，大小不等规格的垫圈（环）及扁平（圆）形或环形的间隔窑具，因此，在各类器物外底中，遗留了长条形的泥点，排列紧密，有的近似相连，从大量纪年器底，遗留的印痕，表明它们应是北宋前期之物。纪年的秘色瓷，匣烧工艺特别讲究，所以在支烧的过程中，泥点也与众不同。像“太平戊寅”纪年器就是一例。在上林湖窑址中，见到的“太平戊寅”款的盘，支烧印痕还是条形的。
                 　　总之，在鉴定中，要十分重视和注意泥点的变化与特征。支烧特征，也不是所有瓷窑都有，像全国著名的湖南唐长沙窑，由于所有器物施釉不及底，盘子的盘心与圈足都不施釉，所以不论是迭烧、匣烧，在底部均不需要泥点间隔，所以在器物的底部，都找不到泥点支烧印痕。这为我们鉴定该窑器物，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
                 　　３、 胎骨识别与釉色
                 　　釉色不但与釉料化学组成成分有关，而且也与窑炉中烧成气氛切切相关。
                 初唐，越窑虽然在窑炉结构上，获得了改善。但烧造中，一部分还原焰较好的器物，呈青色外，很大一部分，弱还原焰或氧化焰烧成，呈色便为青中泛黄或米黄色。
                 　　中唐，匣烧使呈色青为多。由于配料差异与窑炉气氛差别，所以呈色也有变化。
                 　　晚唐，由于大量使用匣烧，使釉色大为改观，加上窑炉烧造技术的改进，使窑温升高，使制品呈以青翠为多。“贡窑”所使用的匣烧，其质量达到极精的程度，所呈釉色“似冰”、“类玉”，晶莹滋润。
                 　　五代北宋时期，大批“贡瓷”色泽以青绿色为主，釉色光润 。民用瓷亦以青为主。到了北宋晚期，釉色则变成青灰了。
                 　　从鉴定角度看，初唐时期绝对不可能有湖绿色的色泽，因此湖绿色釉，首先应考虑，属于晚唐、五代或北宋早期年分段。若青黄或米黄的色泽应考虑中唐年分段，它不可能是五代、北宋时期的作品。当然这是一般的共性，有时特殊的个别例子，也不能排除，还得靠鉴定者综合研究。
                 　　越窑胎质，由于所用瓷土含铁量较高，所呈色为灰白色，因此凡是唐、五代、北宋越窑制品，胎体呈色，绝不可能像龙泉窑那麽白，也不可能像长沙窑、婺州窑那麽疏松。由于缸胎，所以在胎体上施化妆土的工艺。这些情况对我们鉴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遗址中出土的标本，釉色很接近越窑制品，刻花也近似，但是胎体呈白色，有人认为是越器，这种失误也要防止的。
                 　　４、 款识铭文的研究
                 　　款识，指在瓷器上书写的文字。铭文主要有纪年款、支干款、姓氏款、作坊款等，不管那一类铭款，对我们鉴定年代，都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还可推知精确的年代；有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的铭文瓷器，是我们鉴定中的标准器物。
                 　　目前越窑铭文器类，大多为晚唐时期。有双鱼模印王字碗、云鹤纹模印“寿”字和“大中二年”纪年碗，各式墓志罐，罂、罐、瓶等，此外还有执壶、盘、钵、碗、净水瓶、香熏、砚台、器盖等。
                 　　 唐代铭文大多书刻于胎体上，也有戳印釉下褐彩书等。铭文内容可分：
                 　　作坊名称类，有利记、上（尚）记等；姓氏类，有马、利、陈、大、俞、王、朱、上（尚）、李、刘、仙、方、泮、涂等；姓名类，有俞程、李溪、泮子云等；贡（品）窑类，有贡、方者贡，官、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
                 　　标价类，有金十九，价值一千文等；制品记名类，有庆擂烧、十月十一日造平十六郎等；数字类，有四、七等；祝愿类，有寿、渐（健）康等；纪年类，有元和拾肆年、长庆三年、太和八年、会昌七年、大中元年、大中二年、大中四年、咸通七年、咸通十年、咸通十四年、光启三年、光化三年、天复元年等；墓志类，数量特多。
                 　　吴越时期越器上铭文：
                 铭文器以碗为多。大多以线刻为主，也有模印。铭文书刻部位，碗、盘、盏、碟类，以外底为多，少数刻于器壁。瓶、罐类肩部为多见，其中荷叶龟纹器物，则书于龟背之中心。
                 　　姓（名）氏类，有罗锡、章、王、红、徐、马、朱、上、大、姜、千、示、永、合、平等；作坊名称类，有项记、阮记、柴记等；
                 　　贡（瓷）窑类，有官、官样、窑务、供、内、表等；支干年号类，有辛酉、辛、乙、子、太平、丁丑、丁等；制品作者类等；地名类，有下林乡使司北保等；制品作者类，有朱伯远作等；纪年（纪月）类，有龙德二年，太平丁丑、□月初六、七月十九日记等；墓志类，有龙德二年墓志罐等；庙宇有关类，有周药庙山大殿、弟子朱仁厚舍入庙等；数字类，有八等；方位类，有上、下、左、右等。
                 　　北宋时期铭文：
                 　　北宋铭文大多为书刻，仅一例器内墨书。部位多在隐蔽部分。
                 　　姓（名）氏类，有罗军、魏仁皓、项、陈、里、马、永、千、上等；作坊名称类，有里方记等；干支年号类，有太平戊寅、辛巳、太平戊戌等；贡（瓷）窑类，有供、内等；地名类，有越州上虞上山乡，会稽等；数字类，有六、一个等；窑名类，有上虞窑、长山窑等；纪年类 ，有雍熙一年、端拱元年、端拱二年、
                 太平二年、嘉佑捌年，元丰二年、元符三年、绍圣五年等；题名类，有造此砚子东海记、项□造粮罂瓶、弟子□□□
                 舍入观音院等；吉祥语类，有天下太平、延福长寿等（以上请参阅《青瓷与越窑》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述这些铭文和书刻的典型纪年器物，为我们鉴定、研究提供了绝对的标准器。“太平戊寅”铭器１０多件，主要有凹底盘、碗、刻莲瓣瓶、双凤盖盒、鸡冠执壶、双蝶盘等。咸平四年四系罂，咸平元年镂孔卷叶熏炉，太平二年莲花碗，嘉佑八年砚台，元丰三年双系盖合，绍圣五年砚台，端拱元年盖合等。这些标准器的造型、纹样、支烧工艺以及釉色均为越窑中的典型器物，诸如此类的铭类，作为一个鉴定者，必须了解它的出现时代、特征，才能更科学地运用它们，为鉴定服务。
                 　　三、越窑仿品的识别
                 　　越窑青瓷不论早期制品和越窑时期制品，在我国享有崇高声誉。在唐代为我国“南青北白”制瓷格局中的“南青”之代表，是唐代六大名窑之冠，晚唐、吴越、宋代早期又是“贡窑”中心地，“秘色瓷”的主要产地，秘色器又是越窑制品中的佼佼者，因此，文物、博物馆和社会上的收藏家，他们历来把越窑器，作为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在国外，也有越器制品拍卖，一件越窑秘色瓷价格之昂贵也是众所周知的。
                 正由于昂贵，收藏者又想得到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仿制的越窑青瓷，不声不响地问世了，这些仿制者依仗物以稀为贵，投人所好来骗取钱财。
                 　　１、 越窑仿品流传广
                 在五十年代，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品中，曾发现一件鸡壶，仿者以五代越窑面貌设计，全器施青中泛灰釉，松子状支烧印痕。这件器物造型逗人所爱。但仔细推敲，造型在越窑制品中，显得不伦不类，泥点支烧是唐式，露胎地方是白色，拉胚成型，在壶身中没有旋纹，光滑如新。这件仿品无疑是解放前制造的。目前，仿造者，不但有早期越窑的西晋人物堆塑罐、东晋鸡头壶，而且还有唐越窑的执壶、玉璧底碗等等，制作后再入土，或作成旧器状。但是仿制者疏忽胎体，无法作成灰白，入土开片泥痕也新鲜可见，支烧泥点特征无法体现，与真货一比原形毕露。
                 盘，仿品流传不少，宁波有一位收藏家，收藏一只龙纹盘。该盘造型、釉色都与宋盘接近，龙爪有五个。五代北宋之际龙纹和辽和统十三年龙纹大盘，均未见五爪。此器五爪，色过于青鲜，支烧不合宋式，仿者虽化了不少心机，但假的总是假的。这类盘在民国时期流通较多，其中一件底下刻“太平戊寅”款，支烧使用了八个泥圆形坨支烧，烧成后，土黄色的泥坨粘在底足上。此类器不仅“太平戊寅”字体不象，支烧泥点也断然不同。其最大的漏洞，是忽略了支烧泥点的形式与排列，这类器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仿的数量最多，流传亦广。这里仅仅略举一二，由于目前仿品甚多，收藏者必须认真识别，才不会上当受骗。
                 　　２，仿制器物的特点
                 　　（１）
                 效仿造型。仿制品中造型大多按照出版的《文物精华》、《国宝大观》等有关照片制作。因此，外观上初看近似者多，由于仿者，不了解造型装饰的主题思想与寓意，仿制中毛病百出。所以在鉴定中，从局部入手，对制品造型进行总体审核。
                 　　（２） 临摹纹样。纹样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的信仰、风俗与时代特点。由于不理解思想内容，仿造的图案线条不可能流畅，构图远不如原作。
                 　　（３）
                 装烧工艺。装烧工艺每一个时代，因使用装烧工具不同，所遗留的印痕特征也不一样，尤其是支烧印痕的形式与排列规律也不同，仿制者往往忽视了这方面的细节。有的印痕作假涂上去，有的粘上去，一洗刮就显原形，因此，是否胎体烧制过程中反映的印痕，是鉴定支烧的一个标尺。
                 　　（４）
                 釉色的鉴别。由于仿者不了解越窑各时期生产制品的配方化学成分。仿者只是凑合釉色，加上窑炉均用液化气与电炉烧制，因此，无法对火候的气氛理解与掌握，所以仿品青色光亮漂浮，有的用开水冲洗就泛色。
                 　　（５）
                 体胎的仿制。胎体所呈的色泽与所用的原料有关。现在仿者大多用高岭土，古代使用的是古代的瓷土，两者所显露胎体呈色就不同，一个灰胎，一个白胎，辨别较容易，实际上也是仿制品的一个特点。
                 　　（６）
                 成型工艺。成型工艺这里指的是拉胚。除动物造型捏塑外，这恰恰为识别真伪越窑的一个关键。仿品成型中只注意了外观，忽视了内壁旋纹，底部的线割痕。仿者多模制，内壁光，这又为识别仿品提供了证据。总之，仿品在造型、纹样、釉色上是十分敏感的，我们要抓主要的，对全器进行细审，才不会失误。
                 　　四、越窑制品的鉴赏
                 　　
                 越窑是大唐帝国著名的一个瓷种，为唐代六大名窑之首。因此，在唐代越瓷已跻身于金银珠宝、丝绸绫罗之行列，被最高统治者，列为供奉神灵的珍贵品之一。唐代越窑青瓷，不仅是艺术制品，而且是生活的实用器，深受国内外各阶层的喜爱，所以唐代文人学士，对越窑青瓷的咏诗赞赏屡见不鲜。
                 　　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明确赏评"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可见越瓷质佳，成为茶具中的精品。正因为越瓷有如此身价，所以赞颂越瓷的诗人也特别多。现略举一、二。
                 　　皮日休《茶瓯》中云：“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不仅赞美越瓷造型规整、圆滑，制作轻巧精美，而且想像丰富，比喻绝妙。孟郊的《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诗中云：“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诗人将蒙茗喻为“玉花”，把越瓯比作柔美多姿的“荷叶”，可见越瓯造型之美。徐夤诗中云：“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水盛绿云”。可见越窑青瓷茶碗形质之秀美。施肩吾的《蜀茗词》中云：“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许浑的《晨起二首》中云：“蕲簟曙香冷，越瓶秋水澄”。《夏日戏题郭别驾东堂》亦云“散香蕲簟滑，沉水越瓶寒”。郑谷《题兴善寺》中云：“藓侵隋画暗，茶助越瓯深”。韩握《横塘》中云：“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陆龟蒙《子夜警歌二首》中云：“镂碗传绿酒，雕炉熏紫烟”。这些诗人不仅歌颂越瓷中的制品造型之秀丽，纹饰之优美，而且为收藏者赏瓷、品瓷，提供了诗文记实。
                 　　由于越窑所产青瓷，曾经风靡一时，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目前，日本、韩国、朝鲜、阿曼、巴
                 林、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埃及、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美国、意大利等国家许多博物馆，都收藏有出土的唐宋越窑青瓷器。
                 在国内有４５个国家的文博等单位，收藏了越窑青瓷制品。全国广大地区的古玩爱好者、收藏家，收藏了不少的越窑青瓷器。这为鉴赏、研究著名的越窑，为繁荣文化白花园，创造了条件。
                 注：
                 　　[１] 金祖明《浙江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５７年1期。
                 　　[２] 王士伦《余姚窑瓷器探讨》，《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７年。
                 　　[３] 汪济英《记五代吴越国另一官窑--浙江上虞县窑寺前窑址》，《文物》１９６３年１期。
                 　　[４] 朱伯谦、梅福根《浙江鄞县古窑址调查记要》，《考古 》１９６４年４期。
                 　　[５] 朱伯谦《浙江绍兴富盛战国窑址》，《考古》１９７９年３期。
                 　　[６] 朱伯谦《浙江上虞发现的东汉窑址》，《文物》１９８１年１０期。
                 　　[７]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龙窑》，《文物》１９８４年４期。
                 　　[８] 朱伯谦《古瓷中的瑰宝--秘色瓷》，《杭州考古》１９９１年期。
                 　　[９]
                 朱伯谦、陈克伦、承焕生《上林湖窑晚唐秘色瓷生产工艺的初步探讨》，《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版。
                 　　[１０] 李军《论越窑青瓷的装烧工艺》，《东南文化》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１１] 李军《论早期越窑青瓷》，《东南文化》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１２]
                 上述未注明出处的文章均为作者公开发表的作品。其中“青瓷与越窑”为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越窑青瓷的专著。全书１５０幅照片，１５００张线图，印刷字５７２０００字。
                 　　[附] 作者有关陶瓷方面的发掘报告、简报和论文目录
                 　　１.《浙江宁波出土一批唐代瓷器》，《文物》１９７９年7期。
                 　　２.《浙江宁波汉代瓷窑调查》，《考古》１９８０年２期。
                 　　３.《浙江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１９８１年期。文物出版社；《世界航海考古杂志》，澳大利亚英文版；《衣台杂志》，日文版。
                 　　４.《奉化白杜汉熹平四年墓清理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年期（与王利华合作）。
                 　　５.《浙江宁波出土的医药用具》，《文物》１９８２年８期。
                 　　６.《瓷器之路传友谊--试谈越窑青瓷的外销》，《古陶瓷研究》1982年1月。
                 　　７.《试论明州港的历代青瓷外销》，《海交史研究》１９８３年５月。
                 　　８.《我国黑釉瓷的起源及其影响》，《考古》１９８３年１２期（与朱伯谦合作）。
                 　　９.《浙江奉化梁天监墓》，《考古》１９８４年９期（与周瑞意合作）。
                 　　１０.《勘察浙江宁波古窑的收获》，《中国古陶瓷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
                 　　１１.《浙江宁波云湖窑调查》，《中国古陶瓷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同上。
                 　　１２.《宁波考古新发现》，《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二辑，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
                 　　１３.《郑和下西洋与陶瓷外销》，《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交通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６月。
                 　　１４.《浙江宁波汉代窑址勘察》，《考古》１９８６年９期。
                 　　１５.《浙江宁波出土的长沙窑瓷器研究》，《湖南考古辑刊》1987年10月（第4辑）。
                 　　１６.《浙江宁波瓷窑遗址概述》，《中国古陶瓷研究》１９８８年１１月（第二辑）。
                 １７.《越窑青瓷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与影响》，１９８８年深圳中国古陶瓷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
                 　　１８.《浙江宁波东钱湖窑场调查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１９９０年１０月（第３辑）。
                 　　１９.《越窑窑具上文字之探索》１９９０年１１月中国古陶瓷研究年会上发表论文（见论文集）。
                 　　２０.《海上丝绸之路著名海港--明州》（陶瓷之路与陶瓷外输部分）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３月（专著）。
                 　　２１.《论浙东的陶瓷文化》，《宁波师范学报》１３卷１期，１９９１年２月。
                 　　２２.《越（明）州“贡窑”之研究》，《９２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英文版５７４页，１９９２年（陈显球、李家治主编）。
                 　　２３.《从明州港（今宁波）出土文物看景德镇宋元时的陶瓷贸易》，《景德镇陶瓷》第４期１９９３年１２月。
                 　　２４.《北洋航线拓展与朝鲜半岛制瓷文化交流》，《中外关系史论丛》第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３月。
                 　　２５.《唐吴越时期浙东与朝鲜半岛商贸与文化交流之研究》（韩文版），《海交史研究》１９９３年１月转载。
                 　　２６.《宁波考古述略》陶瓷考古与分期，《浙东文化》１９９４年１月。
                 　　２７.《从宁波出土文物看浙江青瓷的外销》，英文版，香港大学《国际会议论文集》，１９９４年；中文版，《浙东文化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０月期刊。
                 　　２９.《谈唐五代越窑青瓷》，《浙东文化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３月。
                 　　３０.《浙江宁波和义路遗址发掘报告》，《东方博物》，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月。
                 　　３１.《越窑青瓷中的秘色瓷》，《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１月。
                 　　３２.《宁波文物集粹》，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全集青瓷类由笔者撰写）。
                 　　３３.《论越窑生产的黑釉瓷》，《中国古陶瓷研究》１９９７年９月（第４辑）（余与敏敏合作）。
                 　　３４.《宁波市志·文物古迹卷》有关陶瓷部分，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１０月。
                 　　３５.《论东方航线的拓展与东亚贸易圈》，《韩国研究》第３辑１９９６年１２月。
                 　　３６.《论宋元时期明州与高丽的友好交往》，《海交史研究》１９９５年２月。
                 　　３７.《宁波出土磁州窑瓷器之探索》，《文物春秋》１９９７年总３８期。
                 　　３８.《越窑窑具的调查研究》，《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８５年郑州会议论文集。
                 　　３９.《越窑铭文器之研究》，《浙东文化》１９９８年１期。
                 　　４０.《浙东陶瓷》，《浙东文化概论》（第八章），宁波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６月。
                 　　４１.《浙江宁波上林湖杜湖窑区调查研究》，《东方博物》１９９８年期（与俞敏敏合作）。
                 　　４２.《浙东制瓷技艺东传朝鲜半岛之研究》，上海复旦大学《韩国研究论丛》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６辑。
                 　　４３.《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圈之研究》，《９７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福建海上丝绸研究中心编）福建教育出版社。
                 　　４４.《初论钱岙遗址的年代与分期》，浙江省第二次考古学会学术讨论会论文（原始瓷研究）１９９６年５月。
                 　　４５.《中国浙江越窑对韩半岛制瓷的影响》，《韩、中、日国际青瓷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韩国朝鲜大学１９９９年８月出版（韩文版）。
                 　　４６.《浙东沿海土墩遗存探索》（原始瓷研究部分），《南方文物》１９９８年２月２期。
                 　　４７.《从宁绍地区遗址看河姆渡文化的发展》（陶瓷部分），《河姆渡文化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４８.《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专著）。
                 　　４９. 《中国陶瓷美术分类全集·越窑篇》上海人民美术出２０００年２月版。
                 　　５０.《宁波城市考古亲历记》（陶瓷部分），《宁波文物古迹保护记实》宁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２月
                 　　５１.《象山港水下考古记实》（陶瓷部分）《宁波文物古迹保护记实》宁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２月。
                 　　５２.《越窑与汝窑的对比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第７辑。
                 　　５３.《浙江宁波出土明代青花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第６辑，（与李军合作）。
                 　　５４.《关于高丽青瓷之研究》，《浙东文化》２００１年１期。
                 　　５５.《浙江宁波市唐宋子城遗址》（越窑青瓷部分）《考古》２００２年３期。